红六军团出身的萧克将军在评价夏曦时曾表示：“革命者犯错误，的确会对革命事业产生负面影响，但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应该基于历史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对夏曦的评价，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历程来看。我认为，他的一生两头好，中间出现了错误……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因此，批判他的错误时，不能过于强调个人责任。”

与萧克的观点相对的是，红二军团成长过程中与之并肩作战的廖汉生将军，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廖汉生晚年在写回忆录时，仍然对夏曦当年给湘鄂西苏区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记忆犹新。他的这一立场并非个人的独特见解，而是当时参与过红三军团（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一线战斗的老战士们普遍的态度。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写道：“1984年，我到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落成典礼。一些红三军的老战士在提起当年往事时，依然泪流满面，愤怒难以平息。甚至有同志指着纪念馆内夏曦的照片，愤愤不已，口中不断地数落着。”

不同于萧克对夏曦的一些好评，廖汉生则直言：“夏曦的错误，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那是对革命的背叛！”他认为，夏曦的错误不仅仅是领导失误，更是给革命事业带来深远负面影响的重大失策。

1931年3月，夏曦接替邓中夏的职务，开始领导湘鄂西苏区，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的领导遭到了万涛、潘佳辰等70多位同志的严厉批评。这些批评的核心在于，夏曦在过去半年内犯下了许多重大的错误，无法为部队和革命事业带来积极推动。

然而，王明支持夏曦，认为他代表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潘佳辰对此非常愤怒，甚至当场晕倒。最终，在王明的支持下，夏曦巩固了他在湘鄂西苏区的领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曦对军队的领导逐渐表现出极端的专横与不公，许多红三军的高级指挥官遭遇了他残酷的打压。曾经繁荣一时的湘鄂西苏区，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衰退。

中央对夏曦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不信任群众和同志，极度夸大了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最终，夏曦开始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然而，这样的自我批评充满了不诚恳的情绪。红九师的政委汤成功曾问他：“你为何犯下这种错误？”夏曦听后非常不满，情绪爆发。此时，贺龙也忍不住怒斥夏曦：“既然你承认错误，别人询问又有什么不可以？”两人在会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会议也因此未能继续进行，夏曦的错误并未得到深刻反思。

直到后来，红六军团与夏曦会师，形势才有所改变。当时，担任红六军团领导的任弼时同志，以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开始了解夏曦在红二军团的领导情况。任弼时提出，夏曦应被撤职，并建议中央解除他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红二军团的同志们对任弼时的提议表示支持，纷纷愿意接受他代替夏曦的领导角色，而贺龙则成为了新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在联合抵御敌人进攻后，两个军团召开了永顺天主堂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批评。廖汉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尽管夏曦已被撤职，但他仍在领导层中。初时，红二军团的干部因夏曦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坐在主席台上，感到有些顾虑，因此未敢发声批评。反倒是红六军团的干部率先发言，毫不掩饰地指出夏曦的失误。

在接下来的丁家溶会议上，红二军团的干部们打破了顾虑，开始正面批评夏曦。廖汉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表示大家回忆起失去根据地、艰难流亡的日子，情绪愈发激动，有的同志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有的则怒视夏曦，愤怒表达心中的不满。与红六军团干部的高水平政治表达相比，红二军团的干部们尽管情绪激烈，但语言上略显不足。廖汉生深感，六军团干部的政治素养比他们更为高深。

轮到任弼时发言时，他对夏曦错误的实质、后果及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廖汉生晚年仍然对这段发言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他们这些人所无法表达的思想。

在丁家溶会议上，夏曦的职务正式被撤销。根据中央指示，他被调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此次会议标志着夏曦在领导层的错误彻底结束。

萧克回忆道，夏曦被撤职后，进入了红六军团工作，并与自己有过短暂的交集。在这段期间，萧克对夏曦的评价较为正面，认为他在贵州做了积极的统战工作，也曾参与过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的事务。不幸的是，在一次返回部队的途中，夏曦不幸在过河时溺水身亡。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巨大损失。”

然而，廖汉生对此并不同意。作为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廖汉生对于夏曦给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始终无法释怀。他无法像萧克那样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对夏曦的错误视而不见，无法原谅他所犯下的罪行。即便夏曦在红六军团的工作态度转变，廖汉生仍坚持认为那不过是因为他被从高位撤下，出于身处低位后的顺应和策略性调整，而非真正的思想转变。廖汉生晚年在回忆录中坚定认为，夏曦虽然在丁家溶会议上作出了检讨，但他将责任归咎于“路线错误”，其内心依旧“感到冤屈与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