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徐立清作为总部的副主任，几次上门拜访张爱萍，诚恳地邀请他出山参与工作，但都遭到张爱萍的婉拒。这也许是徐立清自接手军队干部任免工作以来，遇到的最难请动的上将之一。张爱萍的态度让人倍感棘手。

自1950年起，徐立清便投身新疆的工作，后来被调任至新组建的总干部部，担任副部长，肩负起军队干部的任免工作。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干部工作与建国之前大有不同，选用人才需要全盘考虑，尤其是选择和任用都要准确无误。部长罗荣桓曾称赞徐立清在这方面颇有经验。

在干部的任免过程中，徐立清始终秉持原则，兼容并包，处理事务时决不偏袒某一方。许多领导同志对此表示赞赏，称徐立清在任职期间以公正正直而闻名。对于公平公正的信念，他的声望在军中不断传扬，成为一种道德标杆。

在1952年和1955年的军队评级授衔中，徐立清曾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尽管最终并未获得批准。他多次找到上级请求降低军衔，甚至成功说服总理将自己的上将军衔改为中将，成为军中流传的佳话。这不仅反映了他的谦逊也展现了他对自己能力的深刻认识。

然而，授衔之后，徐立清因过度劳累而患上心脏病，被迫住院。为了不影响总干部部的工作，他曾考虑退役或者转任省军区的副职，以便为更有能力的干部腾出空间。当他努力回归工作岗位的决心，让不少人动容。

宋任穷在一篇文章中对徐立清的评价相当高，指出他对犯错误干部的批评既严谨又直言不讳，丝毫不留情面；同时，他又能以热情和耐心细致对待，有时更是耐心地指出问题，努力不抹煞这些同志的优点评价，难能可贵。他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工作上的问题。

在1967年，徐立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冲击被迫中断工作，从一名高级干部沦为他人管理的对象。然而，他依然保持了一颗平和的心，积极面对生活，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1973年，徐立清被通知重返北京，名声得以昭雪，并被任命为济南军区政委。

在他回归之前，多个大军区对其表示欢迎，尤其新疆的赛福鼎希望徐立清能到新疆军区任职，但最终则被杨得志抢先调到了济南军区。1975年，徐立清再次被调任到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继续负责干部管理工作，并在叶邓首长的带领下，参与军队的整顿，着力整治“肿、散、骄、奢、惰”的不良风气。

四人帮被粉碎后，为落实新的干部政策，徐立清没有丝毫懈怠，积极与干部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热心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让许多老同志得以迅速恢复名誉与待遇，并重返职务。

1977年3月，刚接到叶帅的命令，徐立清便亲自赶到张爱萍的住处，希望能促成他的回归工作。张爱萍因在大运动中两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心中对复出有复杂的情绪，最初他拒绝了邀请，渴望宁静的晚年生活。然而徐立清不愿意放弃任务，频繁上门拜访，最终失败于前一次的闭门谢客。

这或许是徐立清未曾预料到的事务挑战。在无奈之下，他将这些情况反馈给了叶帅，叶帅亲自给张爱萍打了电话，邀请他去西山面谈。经过老帅一番劝导，最终张爱萍同意复职，开启了新的工作篇章。

徐立清在总政治部任职，直到1980年被免去副主任职务，被任命为成都军区的第二政委，半年后又调任为第一政委。尽管身体状况欠佳，刚动过手术并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但他依然坚持要去成都负责工作，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