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七大召开前后，薄政委提出建议，举行一次华北座谈会，以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薄政委认为，华北地区一些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对于彭总领导下的八路军工作存在一些不满，而这些不满情绪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沟通，这已经开始影响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他觉得，借此次会议之际，大家可以面对面交流，消除误会，达成共识，从而增进团结与合作。

彭总素以直率和坦荡著称，在听取薄政委的提议后，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像高山上的倒马桶，臭气不小，大家批评批评我也没问题。”他不仅没有回避问题，反而欢迎批评，觉得这是自我提升的好机会。

2月1日的报告中，彭总首先对自己的工作缺点和失误进行了反思。关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彭总认为，他在工作上的失误之一就是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导致敌人提高警惕，并且引发了日军的强烈报复。虽然百团大战之后，根据地确实面临困境，但是否完全由于这次战役所致，还需进一步探讨。他还提到，在百团大战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策划了新的阴谋，而当时未能及时进行深入研究，导致了被动局面。

关于1940年的黎城会议，彭总也进行了自我检讨，承认当时对蒋军本性缺乏足够的警惕，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但未能对具体对象做出深入分析。

在当时日伪顽势力错综复杂、敌友关系不断变化的抗战环境下，彭总在华北敌后的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是情有可原的。例如，蒋军的顽固性，既不能掉以轻心，但也不能过分警惕。如何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取得平衡，实在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工作中的失误应当接受批评，但批评也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借机打击报复，搞宗派分化。

然而，原本是为了总结经验、增进理解的华北座谈会，最终却被康生的强烈言辞所扰乱，发生了变质。康生是党内的元老，长期负责社会情报与干部肃反，他的特长便是通过构陷与打压来清理异己。康生一上来便指责彭总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路线，认为彭总缺乏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理解，没有积极发动群众，百团大战则过早暴露了我军的力量，给敌人带来了巨大的报复压力，甚至“帮了蒋军的忙”。

康生的言辞明显带有恶意，他不仅借清算历史问题的名义，试图将座谈会变成一场批判大会，还将彭总置于众人批判的火线上。会场中，发言者几乎一边倒地对彭总进行攻击，言辞尖锐。有人称百团大战是个“大错误”，因为它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帮助了蒋军顽固派的反攻。甚至有发言者批评彭总总是坚持错误的做法，而不是纠正自己的错误。

虽然也有少数人替彭总辩护，如萧克提到百团大战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扫除了敌伪势力，恢复了部分根据地。然而，他的发言很快就被打断，并被贴上了思想保守的标签。

在康生带节奏的猛烈攻击下，连曾支持百团大战的人，也因气氛过于激烈而不敢站出来辩解。事后，薄政委为座谈会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让彭总遭受攻击而深感自责，觉得自己未能履行应有的职责，未能为自己的战友提供足够的支持。

康生为何一上来就如此猛烈地攻击彭总，指责他执行王明路线？这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背景。王明在回国后召开的会议引发了广泛争议，尤其是在统一战线政策与主席提出的敌后抗战战略方针之间的分歧。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与会者们对王明的意见和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激烈讨论，彭总当时虽然认真听取了王明和主席的讲话，但并未能完全接受主席的抗战战略，反而在会议上保持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虽然彭总在之后认识到了问题，但当时的态度和判断还不够明确。王明因受到莫斯科的支持，给人一种不可挑战的强大气场，彭总未能在当时做出坚决的立场，未能完全支持主席提出的抗战战略。彭总在华北的工作中，虽然受到了王明路线的影响，但并未完全照搬其政策。

康生以“执行王明路线”来攻击彭总，实际上是将这段历史上的矛盾放大，用历史问题来打击彭总，抬高自己。事实上，很多人，包括主席自己，在当时也并未完全接受主席提出的敌后抗战战略方针，直到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才逐渐理解并真正执行这一战略。

主席自己回忆时曾感慨道：“在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我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正是这种孤立的局面，导致了许多党内干部对主席提出的战略认识迟缓，甚至在后来的实践中对抗战方针的理解与执行存在偏差。

因此，康生对彭总的批判显然是夸大其词，带有个人的立场和目的，而历史的检验最终会证明这些批评并不完全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