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有着“不务正业”的名号，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潜心钻研医术，最终不仅成功应对了东汉末年的瘟疫，他的《伤寒杂病论》至今在治疗新冠中仍然具有显著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张仲景会被称为“不务正业”呢？要了解这一点，就得从他的个人经历说起。张仲景不仅是一位医生，还是一名官员。他出身于一个衰败的官宦家庭。年轻时，因他对父母的孝顺、对邻里的团结、以及为人和善，很快便被推荐为“孝廉”——这一身份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在汉代，孝道是治国的重要原则，只有被举荐为孝廉的人才能担任官职。不久后，张仲景就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然而，张仲景并不热衷于做官，他的真正兴趣在于医术。从小，他就接触了许多书籍，书中讲述了扁鹊为齐桓公看病的故事，张仲景深受启发，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十几岁时，他开始跟随当时的名医张伯祖学习医学。张伯祖是个稳重且严谨的医生，每当遇到病人，他总是先仔细分析病情，反复推敲，最终能精准用药，治愈病人。张仲景跟着他学习医术，细心钻研，背诵药方、采集草药、跟随治疗、炮制药物，一丝不苟，十分专注。几年的学习后，张仲景已经掌握了扎实的医学基础，能够独立为病人看病。他非常关心贫苦百姓，常常无偿为他们治疗和提供药物，因此渐渐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郎中。

后来的命运让张仲景成为了长沙太守，然而这份职务却让他无法继续履行医者的职责。作为官员，他的公务繁忙，按规定他不能随便进百姓的家，更不能轻易与百姓接触。成为官员是家族的期望，但张仲景依然对医学充满热情，他希望能够继续为百姓治疗疾病。然而，他的身份限制了他行医的自由。面对困境，张仲景并没有放弃，他迅速想到一个办法。既然不能去百姓家，那就让百姓来官府。于是，他每月抽出两天时间，在太守府的大堂上为百姓看病。这个看病的场所被称为“坐堂”，原本是指官员在官府审案，后来也用于指代医生坐诊。由于张仲景既是官员，又不收费，那些有病的百姓纷纷前来，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张仲景也毫不吝啬地为每个病人提供治疗，展现出他对医学的执着与对百姓的关怀。

然而，张仲景的作为，外界却称他为“不务正业”。在那个战乱不断的时代，东汉末年的连年征战和社会动荡导致了频繁的瘟疫。张仲景并没有因此被困在官职和世事中，他反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潜心研究瘟疫的治疗方法。他深知瘟疫的危害，东汉末年的连年战乱导致了无数民众死亡，尤其是瘟疫，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在此期间反复爆发。张仲景亲眼目睹了这种灾难，亲身经历了家族的重创，家族中的200多人，瘟疫过后只剩下60人，可见当时瘟疫的可怕。东汉末年的环境异常恶化，战争与瘟疫交替袭来，使得东汉人口骤减，原本的近6000万，最终只剩下约2000万，死亡的多因战争与瘟疫。

在那个乱世，张仲景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官职上的成就。由于他性格耿直，无法与腐败的官场风气妥协，他最终辞去了官职，专心致志研究医学。他在自己的医学事业中，深入研究《素问》《难经》等经典医学书籍，寻求治疗瘟疫的方法。尽管初期效果不如预期，张仲景并没有放弃。他广泛拜访各地的郎中，深入与百姓交流，收集大量的药方，经过不断的实践验证和调整，他总结出了治疗瘟疫的8种有效方法，并将这些经验和治疗方剂逐步完善。张仲景对不同的症状做了精细的分类，使得大多数患瘟疫的病人都能够痊愈。

他将自己的医学心得总结成《伤寒杂病论》，该书对后来的中医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经典医学著作，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医方，还详细记录了不同患者的病症和治疗过程，为后代的医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发。令人惊讶的是，《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方剂，如今仍然在现代医学中得到应用。以连花清瘟为例，这个方剂便来源于张仲景在东汉末年瘟疫期间总结出的治疗经验。可以说，张仲景的医学理论，不仅应对了当时的瘟疫，还对今天的新冠疫情治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并非偶然。他的医术不仅高超，更在于他为民治病的崇高医德与无私奉献。在医学史上，张仲景无疑是一位实至名归的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