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直以来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习惯从历史中的教训与经验中汲取智慧，用以指导当下的行为与决策。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或朝代，都往往会借鉴前人的成功与失败。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便组织文臣和翰林院的学者，专门讨论元朝灭亡的教训，并从中总结出一系列原因。在制定新的制度时，他有意避开了元朝曾犯的错误，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而当明朝灭亡后，清朝的皇帝们也开始反思明朝的衰亡原因，试图从中找到教训。对于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清朝皇帝们普遍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朝的灭亡始于万历时期，二是“明朝国事全由言官所坏”。

关于“明亡于万历”的观点，最早由康熙皇帝提出。康熙二十三年，他在南巡途中拜祭明太祖陵时深感触动，写下了《过金陵论》，其中他明确指出：自万历年间起，政务日益荒废，宦官与党派勾结，彼此陷害，门阀之间不断分裂，士气逐渐低落，税收愈加沉重，民心涣散，国家的根基开始动摇。到了晚年，康熙帝进一步强调，明朝的灭亡与万历、太昌、天启三朝的昏庸统治有着直接关系。他认为崇祯帝虽有励精图治的意愿，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能简单将崇祯视为亡国之君。

清朝的史官们，在理解康熙皇帝关于“明亡于万历”的看法后，虽然没有完全照搬这一结论，但总体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明朝的败亡并非仅由崇祯皇帝一人所致，事实上，明朝的衰败源自嘉靖、万历、天启等几位皇帝的失误和昏庸。乾隆四十三年，他曾在朝廷上谈及明朝灭亡的原因，指出：“中期以后，未能效法祖宗，正德的荒淫无度，嘉靖、万历、天启的昏庸和逸乐，使得权臣和宦官的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导致了政务的腐败。”乾隆的表述延续了康熙的观点，逐步形成了明朝灭亡的主流理论。

另外，关于“明朝国事全由言官所坏”的说法，源自康熙晚年的论述。康熙曾提到：“言路不可不通，但也不能过于复杂。明朝的衰败，正是因为言官在国政中的干扰。”他指出，清朝的官员不应当像明朝那样，出于个人好恶去揣测皇帝的意图，或者通过结党营私、搞权谋来影响朝政。雍正和乾隆也曾提到过明朝言官的问题，认为“前明末年，一些新进的年轻人，借助言官的身份，结党营私，掌控了朝政，最终导致了国事的混乱。”

明朝的言官的确像康熙和雍正所言，最初的言路建设本是为了表达民意、评判是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言官们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形成了各自为政、互相攻击的局面。这种恶性循环在万历以后愈发严重，言官之间的争斗让朝廷无暇顾及民生，最终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尽管清朝皇帝们在分析明朝灭亡时，更多地侧重于晚明政权的政治腐败，尤其是皇帝的失德和言官的干扰，但其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不仅仅是政治问题。经济的衰退、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真正深层原因。然而，清朝皇帝对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详细谈论，他们将责任主要归咎于明朝的君臣和言官，似乎更多是为了将明朝的败亡与清朝的崛起相对立。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通过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尝试为清朝的政治体制构建提供教训。他们批判明朝的言官问题，形成了对言官的普遍不满，为日后更为集中的君主专制体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后期几位皇帝的失职和昏庸，意在证明明朝早已“气数已尽”。同时，对崇祯皇帝的同情，也为清朝消灭李自成，接管天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从而达成了“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