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熊珂

抗战老兵邵书修。 本报记者 邓伟摄

虽然右眼完全失明，但百岁高龄的邵书修每天仍坚持看新闻，关心时事。问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邵书修告诉记者：看到祖国统一！

对于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看到祖国统一”更让他期盼的。

“既然整个华北平原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那我就去打鬼子。”谈起抗日往事，八十多年前的炮火声依然震耳欲聋。

1942年5月，日军为了达到“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目的，企图首先摧毁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和一切抗日力量，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给冀中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大扫荡”期间，日军在邵书修的家乡河北省武强县境内修建了几十座岗楼。年仅17岁的邵书修，就蛰伏在修建岗楼的队伍中。

“那时候，我表面上被日伪组织派去给日本鬼子修岗楼，内地里其实负责给八路军送情报。”邵书修的小学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借着在日伪组织的“自卫队”中当秘书搜集敌人的情报。邵书修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向联络点送情报。

“一开始老师将情报写下来让我去送字条，后来觉得这样不安全，就改成口头传递情报，主要送日伪军要去抓八路军的消息，以便组织迅速撤离。这些情报救了好多人的命。”邵书修说。

在日军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那时不满18岁的邵书修深知情报的重要性，他决心用不怕死的闯劲儿，保护每一条珍贵的情报和收集情报的人。

1942年秋天，一名负责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意外被俘，在被押送至鬼子岗楼的路上遇到了蛰伏在日伪组织中的邵书修。“当时鬼子其实并不确定他的身份，但是他身上有枪。敌人一看见有枪的人，就会认定是地下党，太危险了！绝不能让敌人搜出他身上的枪。”于是，趁敌人不备，邵书修迅速将枪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但是，应该把枪藏在哪儿呢？当时和日军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邵书修灵机一动，竟然将枪直接藏在了敌人睡觉的草席子底下。

“我也没想太多，只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白天出去‘扫荡’，晚上回来应该不会去搜草席子下边。”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该怎么办？邵书修没有过后怕。他说，从决定当兵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想着能活着，只要能让同志脱险，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武强县广大抗日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驻武强的日军发起反攻，端据点、烧岗楼，瓦解消灭敌人。

1944年，邵书修在近一年半的蛰伏后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为什么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大的勇气潜伏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呢？邵书修告诉记者，“那时候我已经参军是共产党员了，虽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没了身份，但我也要为组织做事。”

在邵书修的档案中，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44年4月。但他说，自己还有一段没有被档案记录的故事。

1940年5月，15岁的邵书修参了军，成为冀中军区第八分区医院的一名护理员，主要负责护理从百团大战中负伤的重伤员，为他们洗衣服、洗脚、擦澡、换药。在这期间，邵书修入了党，并听从组织安排到冀中军区联校学习。

1941年7月，日军为报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之仇，纠集七万多兵力，分六路向晋察冀边区进攻，邵书修所在的学校被打散了，他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那时封锁区特别危险，我几次佯装成乞丐回到封锁区的联络站，联络站外有一棵大树，我在树上一等就是一宿，可还是没能等到人。”尽管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但邵书修还是没能找到组织。

回到家乡后，邵书修加入了武强县的抗日组织，边蛰伏边寻找重回革命队伍的机会。

1945年8月，在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刻，周围许多人情不自禁欢呼雀跃，相比之下，邵书修表现得异常冷静，“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还有敌人没有打败，还有战俘没有接收，还有城市没有收回。”邵书修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

后来，邵书修的右眼在太原战役中负伤，最后完全失明。即使如此，他依然跟随部队一路从太原走到大西北，参与了解放西北的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军医。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这位百岁老人告诉记者，自己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