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尽管日本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但他们依然奋力抵抗。在此背景下，为了尽量减少盟军的伤亡、迅速结束二战，美军决定在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一行动导致日本天皇裕仁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原子弹的威力，广岛和长崎几乎被完全摧毁，两地的当日死亡人数分别超过了八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核辐射影响的日本民众不断增多，数以万计的人因癌症等疾病相继去世。对于日本人而言，这场灾难无疑是极为沉痛的，而这一决策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然而，面对这些质疑，美军指挥官保罗·蒂贝茨依然坚定地表示，他对此事无怨无悔！他说：“我明白我投下的原子弹杀死了许多人，但它也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痛恨战争，但我们从未为1945年所做的事感到后悔。”

实际上，保罗·蒂贝茨并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他的同僚们也深信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战后，参与投下原子弹的查尔斯·W·斯威尼曾多次为此辩护。1995年，当他参加美国国会时，他公开宣称：“原子弹下没有冤魂。”他说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建立在无数盟军士兵牺牲的基础上的。若你了解当时日本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便能理解斯威尼为何这么说。

在战争期间，日本男性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被征召入伍，而国内的生产工作则完全交给了女性。她们为此感到自豪，无数军刀、防毒面具和子弹从她们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战场。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回国内时，记者甚至将“百人斩”视为值得骄傲的战绩来报道，街头上还会有女性和乐队一起庆祝胜利。

更讽刺的是，连僧人们也纷纷参与到这场战争中，他们将所有金属制品捐献出来以支持战争。二战时期，日本第四师团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一名士兵井上清一便有一个极为触动人心的故事。在战争爆发时，井上清一刚刚与妻子千代子成婚，面对即将踏上战场的命运，他内心充满了不舍与痛苦。就在他准备出征的前一夜，年仅21岁的千代子做出了一个极为悲壮的决定——她用小刀割开了自己的喉管，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试图以自己的死来避免拖累丈夫。第二天早上，井上清一只看见妻子的遗体和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遗书。遗书中写道，为了不让丈夫因自己而困扰，她选择了自尽。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全国，千代子成了日本女性美德的象征，许多电影公司甚至以此为题材拍摄电影，并快速推向全国上映，还将影片送到前线，激励士兵们的士气。随着这股浪潮的蔓延，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也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专门为战争做出贡献，所有成员均为女性。

井上清一在妻子死后，似乎将她的遗愿铭记在心，他成为了一个以冷酷和残暴著称的指挥官，亲手指挥屠杀了大量中国民众。令人心痛的是，女性并非唯一的战争工具，儿童同样被卷入其中。他们不仅失去了童真，每天都在训练武术、枪法，只为能够为天皇效力，早日踏上战场。看到这些画面，真令人不禁感慨，这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陷入疯狂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心中似乎只有征服与侵略，他们认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实现价值，人性早已泯灭。他们对攻占每一座城市的胜利欢呼雀跃，盲目崇拜天皇。由此可见，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冤魂根本没有任何同情心。要知道，如果不是他们最初挑起了战争，又怎会有后来的原子弹轰炸？在辩论原子弹的受害者时，日本是否应该为其他国家的冤魂忏悔，而不是一味掩盖责任？当然，今天的人们并不具备为过去的受难者赎罪的资格，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那些先人所经历的痛苦。

无论如何，所有的因果都是相互交织的，种下的恶因必定不会结出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