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官场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汉人地方官最高为布按”。但如今看来，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准确。事实上，在整个乾隆朝，汉臣担任督抚的情况虽然较少，但还是有存在的。不过，汉人担任督抚的总数远低于旗人，且所占比例不到旗人的三分之一，而其中总督这一职位，汉人的比例更是不到四分之一。

清代皇帝常挂在嘴边的“满汉一家”口号，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深刻矛盾。越是宣扬这种口号，越能看出满汉之间并非真正的一家人。在各省总督的任命上，清朝的基本原则也是偏重满洲、压制汉人，体现了满汉分治的现实。

在皇帝的眼中，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等重要职位，汉臣的参与似乎并不为难，唯独总督一职却从不轻易授予汉人。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可以解析。首先，明代设立总督的初衷，是让京官到特定的地区负责军务，协调一个或多个省份的防务。而尽管清代对总督职位进行了地方化调整，但这一职务的军事性质并未改变。

清代的中央官制实行满汉双轨制，各部院衙门内的官员既有满族也有汉族。因此，从制度的层面来看，清朝的统治者并未完全剥夺汉人担任各部尚书的机会。然而，若从品级来看，自雍正帝起，各部尚书被统一为从一品，这一品级是实实在在的，毫无水分。

虽然各省总督名义上也是从一品官职，但在官方文献中，比如《大清会典》，总督的正式品级仍然被视为正二品，这表明总督的职位实际上略低于尚书。此外，清代的加衔制度也非常讲究，虽然总督通常会加上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职衔，但并非所有总督都会加兵部尚书衔，这要视总督之前的官职而定。例如，若一位在京的尚书出任总督，必然会加上兵部尚书的衔，而如果是从其他职务升任的总督，是否加衔则要看皇帝的决定。不过，自道光年间起，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已渐渐成为一种固定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总督是否加兵部尚书衔，实际上他们在辖区内的权力并未受到影响。总督的权力涵盖了军政、民政、司法和外交等多个领域，皇帝在任命总督时一向非常谨慎。尤其是乾隆帝，对汉臣有很强的成见，认为他们不足以信任，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汉人担任总督的机会极其稀少。乾隆中期，全国八个总督的职位几乎全由满洲人担任，十五个巡抚中，汉人只占五席。因此，汉人官员私下抱怨，认为在地方上能做到布政使或按察使已是极限。

相比之下，六部尚书的职权相对较小，虽然他们是从一品官员，但实际上管理的事务仅限于本部的范围，往往难以拥有实质的决策权。不同于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他们没有最高决策权，所有的政策执行由各部完成，这也使得尚书们难有作为，特别是像户部、刑部这类涉及到财政和刑法的部门，成效更难衡量。而刑部尚书若能在任期内不做几项处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督则不同，他掌管的是一个或多个省份的军政事务。只要能确保辖区内的民众安定，财政无亏空，即便没有显赫的政绩，也算是完成了基本职责。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时的赈灾或军队出征时的协同作战，总督的表现就能被视为突出政绩，甚至有可能获得皇帝的奖赏，如加封太子太保或升任大学士等职衔。

总的来说，总督一职的工作性质与尚书大不相同，这也是为何总督极少被调回京师的原因。皇帝提拔一位尚书并不困难，但要培养一位得力的总督，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事实上，清代并未出现过地方督抚造反的情况，这与清朝皇帝对地方督抚的严格约束密切相关。根本原因，依旧是重满抑汉的政策。由于多数总督为满洲人，他们自然不会反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满洲的利益群体。而对于汉人，尤其是汉人担任总督，皇帝始终心存疑虑，尤其是在满洲政权的基础上，始终认为让过多汉人掌控重要地方职务，可能会存在威胁。

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因收复武昌而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但有一位军机大臣警告皇帝，曾国藩虽然通过湘军收复了武昌，但若让他担任巡抚，这不亚于让太平军控制政权。咸丰皇帝迅速改变决定，最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职位。

综上所述，总督在汉人眼中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含金量的职位，但这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对于满洲人来说，总督的权力与职位比尚书更为重要，汉人的“总督含金量”则更多反映了满汉体制内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