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建中四年，似乎被某种诅咒所笼罩，接连发生了几起奇异的兵变事件。首先，泾原军因厌恶长官提供的糟糕伙食，突然发动叛乱，并顺利攻占了长安。唐德宗被迫逃亡至奉天。接着，原本负责平叛的主力军——朔方军，竟也在关键时刻发生叛变，唐德宗再次不得不流亡到梁州。

自安史之乱之后，朔方军一直是唐朝朝廷最为依赖的边防军队，历任的节度使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郭子仪。然而，今年，郭子仪去世才两年，朔方军竟然发生了反叛，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与泾原军那种无序的哗变不同，朔方军的叛变实际上是节度使李怀光蓄意策划的。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从平叛功臣一跃成为叛唐逆臣，这一转变之快，简直让人措手不及，而他反叛的理由也极为荒诞。

唐朝的李姓名将数不胜数，其中很多都并非汉人，而是赐姓的胡人。比如，契丹出身的李光弼、李怀仙，高句丽的李正己（李怀玉），奚族的李宝臣，粟特的李国臣，沙陀的李克用等。李怀光则是渤海靺鞨族的后裔，远祖为柔然人，本姓“茹”，因其父功勋卓著，才被赐姓李。

李怀光自少年起便投身军旅，在郭子仪麾下服役，并凭借过人的能力获得了郭子仪的重用。逐渐地，他被提拔为邠州、宁州、庆州三州的都将。郭子仪退役后，朔方军被拆分，李怀光先后担任了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泾原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

当泾原兵变爆发时，李怀光正率军在河北作战。得知唐德宗遭遇困境，他立刻带领军队向奉天进发。那时，正值泥泞路况，李怀光不畏艰难，带领军士从蒲津渡过黄河，成功击溃敌军骑兵，并迅速赶到奉天，成为全国首支抵达的勤王之兵。

此时，叛军正在猛烈进攻，唐德宗被箭雨射中，险些丧命。唐军兵力不足，已然浴血奋战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崩溃。李怀光的及时赶到，扭转了战局，他带领的唐军迫使叛军撤退，奉天得以保全。

然而，李怀光心怀不满，原本期待皇帝的嘉奖，却只收到一纸诏书，要求他“乘胜追击，光复长安”。李怀光感到自己被轻视了，他不禁在心中抱怨：“干完一场战斗，连一点实质性的奖赏都没有，难道只是口头上的表扬？”他心里有很多话想与唐德宗说。

李怀光的抱怨源自他一路从河北到奉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满于朝廷内斗与腐败，他将矛头指向了卢杞、赵赞和白志贞这些权臣。卢杞是继李林甫、杨国忠之后，另一位宰相，他屡次陷害忠良，尤其是对杨炎、颜真卿等人施加迫害。而赵赞作为卢杞的党羽，推动的苛税政策引发民怨。白志贞则是破坏禁军的罪魁祸首，任职期间，他滥用职权，以虚报兵员充数，导致泾原兵变时禁军根本无力支援。

李怀光一边抱怨，一边没想到这些话已经传到了卢杞的耳中。卢杞担心李怀光得势后，可能会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在唐德宗面前提出意见：“当前叛军士气低落，若宴请将士，拖延时间，可能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唐德宗觉得卢杞的话有道理，便下令李怀光速速追击。

李怀光虽心有不满，但依然执行命令，带着怒气继续前行。当他行军到咸阳时，却始终不愿继续前进，而是频繁向奉天发出奏折。唐德宗终于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而在不久后，李怀光与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会合。

然而，叛军首领朱泚抓住了这一时机，准备反攻。李晟建议李怀光：“现在是绝佳机会，若叛军缩在长安宫苑，我们难以攻破，现在敌军自投罗网，正是我们反攻的时机。”李怀光却不以为然，他心想军队刚到，士兵和马匹都已经疲惫，暂时无法出击。

李怀光的这种消极态度令李晟错失了进攻的最佳时机。唐德宗意识到李怀光心情不好，遂将卢杞、赵赞、白志贞等人贬职，并根据李怀光的要求，处死了监军太监翟文秀。尽管唐德宗未能满足李怀光全部要求，但已经尽力表示了诚意。

然而，李怀光似乎永远不满足，他再次提出要求：“神策军的供应标准太高，朔方军未能得到平等对待，我要求将神策军的粮草标准降下来。”李晟心中暗自不满，但表面上装作答应：“现在您是全军的主帅，粮草分配完全由您决定。”

随着时间推移，李怀光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开始与唐朝朝廷产生裂痕，最终做出了叛国的决定。李怀光联合朱泚准备反攻奉天，这一举动使得唐德宗再次陷入逃亡状态，连夜逃往梁州。

李怀光的反叛，似乎是由一种青春期的冲动和不理智的决策所引发的。类似的荒诞局面并非孤立的。正如泾原兵变，它的背后同样充满了离奇和无理的因素。朝廷深陷三大顽疾，导致了这些怪异现象的频繁发生。

开元末期，唐玄宗推崇武功，使得武将地位急剧上升，藩镇的势力日益壮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虽然叛军被平定，但武将的势力却始终难以遏制，逐渐演变为藩镇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兵变和权力斗争的频繁出现。

这些武将多出自军功世家，他们大多没有文官的忠诚观念，对于朝廷的依赖较弱，因而他们的反叛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李怀光与朱泚，便是这种藩镇割据和武将反叛的典型代表。

当武将失去对朝廷的信任，并且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时，叛乱的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李怀光本欲与朱泚分天下，但当他与唐德宗翻脸后，朱泚也迅速与他决裂，最终导致李怀光的失败。即使李怀光初期设法联合叛军，但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这一切，都与唐朝内外的复杂局势息息相关。武将与文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朝廷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军权，导致了这些无法预料的反叛和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