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在中国历史上，迁都的次数堪称频繁。根据史书记载，商朝的迁都活动达到了13次，其中商汤之前，商族便已迁徙8次，而商汤建立商朝后，作为华夏的正统王朝，又迁都5次。总计前后迁都13次。直到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一带），商朝的政治中心才固定下来。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揭示，商朝的迁都情况远不止这些。除了伊洛平原上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外，殷墟以北的洹北商城遗址也被发掘出来。这个遗址的年代要略早于殷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盘庚迁都的最初城市可能并非今天的安阳，而是位于洹北。

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在史书记载中，多与自然灾害或王室权力斗争相关。总体来说，迁都是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在商朝的历史中，频繁的迁都被认为是一种加强政权控制的手段。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位于洛阳偃师一带的二里头遗址，正是夏朝都城斟鄩的遗存，河南省也已在该地建立了夏都博物馆。然而，《史记》中的记载却提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这似乎表明，夏朝的都城相对稳定，特别是从第二任君主到末代君主，斟鄩一直作为都城。因此，夏朝看似并没有像商朝那样出现频繁迁都的现象。

然而，最新的考古发现却与这些记载有所出入。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与大禹时代的龙山文化末期之间存在200多年的时间差，表明二里头不可能承载从太康到夏桀400年的历史跨度。而且，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二里头的文化形成是多种考古学文化交融的产物，许多学者称其为“最早的移民城市”。因此，二里头并非夏朝最早的都城。

大禹作为夏朝的奠基者，其都城有三处：阳翟、阳城和平阳。夏朝建立后，启曾将都城设在钧台和阳翟，而太康、仲康则迁都斟鄩，后又迁至帝丘。少康则迁都阳翟和原，杼迁至老丘，孔甲时又迁都西河，直到夏桀时才最终迁回斟鄩。

尽管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无法追溯至太康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记载错误。夏朝的迁都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固定在某一城市。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往往会沿用原来都城的名称。商朝就有多个“亳都”。周初，周武王封大禹的后裔于河南杞县，设置了“杞国”。在接下来的500多年里，杞国的都城多次迁移，仍旧沿用“杞”的名称。同理，斟鄩也有类似的情况。史书《史记正义》曾提到，斟寻最初位于河南，后来迁至北海（今山东）。所以，尽管太康和夏桀都曾以斟鄩为都，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指的是同一地理位置。

《史记》中记载，夏朝的迁都次数也不止一次，有时甚至达到七八次。这些迁徙的背后，反映出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和权力斗争。都城作为政权的核心，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迁都往往会面临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中国历史中，政权迁都通常有三种原因：一是应对自然灾害，二是避开军事威胁，三是出于扩张统治的需要。

在夏朝的建立过程中，虽然其根基来自成功的治水，但史书记载中并未将夏朝的迁都与洪水的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夏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东夷集团的后羿和寒浞，以及后期崛起的商族。太康失国标志着夏朝第一次的统治危机，东夷的后羿通过占据斟鄩并扶持傀儡君主，导致夏朝政权的衰退。寒浞最终通过杀害后羿与君主相，正式取代了夏朝。

后羿和寒浞的统治延续了大约40年，直到少康借助诸侯的支持反攻，重新夺回夏邑并迁都原。商族的崛起则成为夏朝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统治危机。考古学发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二期和三期之间（公元前1705年到前1635年），河北的下七垣文化尚未形成大规模都邑，商族仍处于游牧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政权中心。与之相比，夏朝在这段时间内已相对强盛，能够轻松动员大军应对威胁。

因此，夏朝迁都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出于外部威胁，更多地是与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相关。夏朝脱胎于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当时华夏政权采取的是轮流共主的制度。尧禅位给舜，舜又禅位给禹，而禹在建立夏朝后，也并未彻底改变这种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夏后氏族的政权依然要与其他部族联合，而这种联合往往会导致都城的迁徙。

《吕氏春秋》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表明，夏朝并没有彻底打破各部族轮流执政的格局。大禹通过治水，建立了一个以姒姓为核心的小规模同盟，这使得夏朝得以巩固其权力。夏朝的政权结构和迁都模式，实际上是尧舜时代部落联盟体制的延续。

在考古方面，专家们认为，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该地发现的大型城址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尽管与更早或更晚的遗址相比，这里并没有显示出王朝的气象，但它仍然代表了夏朝早期的政权中心。

因此，夏朝都城的频繁迁移，正是这一特殊体制结构的表现。夏朝在不断调整其政权中心，以适应不同部族的需要和政治变动，这种轮流执政的模式，与后来的日本幕府制度有所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