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会如何呢？徐向前元帅在晚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不禁感慨道：“早已准备新长征。”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当时陕北的贫瘠土地根本无法支撑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陕北，并与已经改编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到此时，红军总兵力已超过1万5千人。这些士兵虽然是经过百战磨砺的精锐之师，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资支持，困难重重。红十五军团虽然在当地待了一个多月，勉强能维持现状，但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问题，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在这种困境下，发生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徐海东亲自将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但对于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来说，这点资金显然微不足道。同时，蒋介石命令驻扎西安的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虽然红军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并从东北军缴获了不少物资，但生存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

到了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长征终于宣告胜利结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更加复杂。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几万人，补给压力倍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西征和东征计划，派遣两支主力分别向山西和宁夏进攻，试图扩大根据地，确保补给线畅通。

然而，西路军在面对马家军的精锐时，由于不熟悉地形，且路途遥远，最终惨败而归。东路军进入山西境内，虽然连战连捷，从阎锡山那里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30余万元，但这对红军庞大的队伍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形势再次逼近紧要关头，革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准备发动新一轮的长征。毕竟，陕北贫瘠的土地已无法长期维持红军生存，而且局部空间狭窄，也不利于红军对抗国民党军的围剿。对于接下来的方向，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事实上，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就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根据地，陕北也只是因为听说这里有红军的存在才选择过来。最初的目标其实是北上寻求苏联的援助。

眼下，西征失败，蒋介石又调集了30多师的主力准备进行下一轮围剿。留在陕北的后果不堪设想，形势越来越严峻。毛主席当即决定采取转移策略，初步拟定了南下的计划，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计划包括：首先向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等地转移，随后根据局势变化再决定是东进山西，还是南下河南、湖北。这一长途跋涉的战略，计划将带领红军走上一段更加艰难的征程。

回顾当时的情况，徐向前元帅在晚年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慨：当时大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往外面走，闯一闯，从实践中寻找合适的道路。尽管前途不明，但红军的将士们充满信心，相信只要有毛主席的带领，最终一定会找到一片合适的根据地。

然而，就在红军准备动身之际，张学良派人过来了。原来，张学良的东北军虽然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在多次与红军的交战中屡屡败北。其中，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甚至被红军俘虏。在我军干部的耐心劝导下，高福源深刻认识到红军一心抗日的主张，这与他自己内心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直接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张学良作为东北的“少帅”，一直有着复兴故土的梦想，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表示愿意与红军就联合抗日的事宜进行沟通。

不久之后，红军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取得了联系，三方就联合抗日达成了默契。然而，蒋介石此时已亲自赶到西安，依旧一心要围剿红军。尽管张学良一再劝说，蒋介石始终未曾改变立场。眼看国民党军即将对红军发起全面进攻，中共中央最终决定离开陕北，开始实施转移计划。

张学良闻讯后立即派人劝说红军暂时停留，等待时局的变化。经过慎重考虑，我党决定推迟转移计划，尽量准备资源以渡过寒冬。正是在此时，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押，迫使他改变抗日立场。在这场历史性的事件中，我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最终释放了蒋介石，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篇章。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剿下，面对陕北资源极度匮乏的困境，极有可能按照毛主席的初步计划进行新长征。虽然对新长征的结局大家充满信心，但这种延误无疑会影响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给抗日大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张学良果断发动西安事变，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总理后来评价他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总的来说，张学良的功绩远大于过错。西安事变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也为后来抗日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张学良过于信任蒋介石，最终未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直到一生都被囚禁，无法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