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看行历史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陶峙岳将军无疑是新疆起义成败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行动和抉择直接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和结局。

1949年初，三大战役即将结束。正当陶峙岳秘密与进步军官刘孟纯、刘泽荣，以及我军代表屈武等人共同策划起义的具体事宜时，南京方面似乎察觉到异样，开始对陶峙岳施加压力，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据起义官兵后来回忆：“某天，南京突然发来电报，命令驻守迪化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只留下一个旅驻守新疆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往关内参战。”这一命令出人意料地得到了骑5军军长马呈祥、军统特务旅长罗恕人等顽固派军官的积极响应。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长期控制青海、甘肃一带的军阀马步芳也插手其中，下令骑1师调往青海。同时，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宋希濂更是火上浇油，电令调遣军9分校的军官训练班大量蒋军中下级军官入关参战。这一连串调令，使局势变得极其紧张和严峻。

在如此复杂且充满危险的背景下，任何起义准备中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面对这一局势，陶峙岳果断采取了缓兵之计，首先提出了一个高额的“狮子大开口”——要求南京和广州提供800万银元，作为军饷和调动费用。

然而，广州方面仅支付了100万银元，其中还有20万被马步芳直接截留，最终新疆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收下了这20万，剩余的60万仅够支付7、8个月的军饷。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加剧了内部矛盾，也为起义埋下了隐患。

随着西安、兰州等地相继解放，陶峙岳部队内部问题逐渐激化。掌控新疆实际情报与特务工作的军统少将旅长罗恕人，不仅安插了一批潜伏特务，还扬言要放火烧毁迪化城，煽动部队哗变。与此同时，骑5军军长马呈祥和骑1师师长叶成对陶峙岳的态度产生了怀疑。

经过深思熟虑，他们认定陶峙岳之所以犹豫不决，是被刘孟纯、屈武及刘泽荣等人施加了压力。因此，他们策划秘密逮捕并处决这三人，随即拉拢部队入关。此时局势异常危急。

关键时刻，师长叶成找到陶峙岳，坦言此事并透露：“你平时对一切都有感情，但最近对罗恕人和马呈祥似乎冷淡许多，这是刘、屈、刘三人所为。我们已准备好行动，计划扣押他们，特来汇报，只限半小时内返回。”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局势出现转机。

陶峙岳当即接话：“我从未阻止你们进关，但必须先分析利害关系。既然决定扣押他们，事后如何处理？怎样收场？眼下千钧一发，有话直说，不必遮掩，我是为大家好。”叶成离开后，陶峙岳利用时机联系了罗恕人和马呈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他先以礼相待，迅速切入正题：“你们既然要进关，我不仅支持，还愿意筹措车辆、汽油和现款。但军政人员至少有十万人，你们怎么能抛下他们不管？扣押他们若处置不当，如何交代？如何收场？”事实证明，陶峙岳的耐心劝导最终瓦解了逮捕计划，为新疆起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灾难。

然而，1949年9月22日，距离起义仅剩几日之时，局势骤然急转。著名的“西北王”胡宗南分别给陶峙岳、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

致陶峙岳的电报中写道：“据报你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敌军，实在糊涂！请速电说明情况。”而对马、叶、罗三人的命令则更为严厉：“迅速派兵肃清迪化城内变节分子，随后撤军南疆，等待支援。”

陶峙岳回忆道，马步芳因惊慌逃往香港，将骑1师的五百万军饷私吞，引发马呈祥等人的不满。马呈祥经刘汉东转告陶峙岳，表示愿意交出部队，罗恕人也大致同意。但胡宗南这道急电却令叶成和罗恕人陷入犹豫。

陶峙岳毫不迟疑，立即回复胡宗南电报：“我留在新疆是因为部队既不能战斗，也无法调动，事态严重，我无他意，只是不忍对如此多人置之不理。”为了避免纷争激化，他亲自劝说马、罗、叶三人交出军权，南下巴基斯坦。

在面对不可逆转的形势时，陶峙岳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若决定离开，就不要犹豫。”他出示了对胡宗南的回电，并承诺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最终，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纷纷同意交出军队，办理手续，取道南疆前往巴基斯坦。

经过百余天的反复谈判和说服，阻碍起义的最大难关终于被攻克。

1949年9月24日，马、罗、刘三人带着家眷及部分特务离开迪化。次日清晨，叶成也离开了驻地。就在他们离开后，9月25日，新疆起义通电全国。

起义通电发布后，当我军回复起义将士的电文刊登于报纸，新疆各地百姓及十万将士为之振奋。多年来的旧历史和顽固势力由此终结，新疆迈向了和平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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