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在毛主席和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指引下，当时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完成了职位互换。

由于事先曾向曾思玉详细请教过工作经验，再加上杨得志本人拥有丰富的大军区管理经验，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对武汉军区的整体情况逐步有了深入了解。

1974年初的一个下午，杨得志的办公室门忽然被敲响，一位调查工作组的同志急匆匆地走进来，向他汇报最新的情况。那位同志神情激动，刚进门就满腔愤怒地控诉第127师师长张万年，说他不仅不配合调查，态度还极其傲慢和恶劣。

杨得志听后，耐心地安抚了这位同志的情绪，接着询问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见杨得志神色变得严肃，这位工作组的同志意识到自己情绪过于激烈，便开始详细说明事情经过。

原来，就在当天上午，师里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针对张万年之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谈话。没想到，在谈话过程中，张万年突然情绪失控，愤怒地将茶杯摔碎，导致会议气氛瞬间紧张，最终不欢而散。

那位同志愤愤不平地表示，这明显是张万年不愿意老实交代问题的表现，是对调查工作的抗拒和不配合。

这时，杨得志的眉头紧锁。正当工作组同志以为杨得志会严厉批评张万年的行为，准备补充指责时，杨得志却出人意料地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坚定地说道：“摔个杯子算什么大事！”

听到这话，工作组同志顿时有些错愕。杨得志接着说，别以为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年查张万年三年多了，也没查出什么结论。依我看，张万年同志是清白的。

事实上，杨得志对张万年的了解并不多。到武汉之前，两人几乎没什么交集。但因为曾思玉是杨得志的老部下，工作交接时两人有过多次深入交谈，曾思玉把在武汉军区任职期间发生的许多大事小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杨得志，帮他快速熟悉军区情况。

其中提到他的爱将张万年时，曾思玉表现得十分忧心忡忡，带着愧疚感。他说张万年是难得的人才，不应遭受这样的待遇，只可惜他自己作为领导没能保护好他。

最后，曾思玉恳请杨得志能深入了解情况，帮忙解决张万年的困境。杨得志早有耳闻，加上曾思玉的讲述，心中已有了判断，但仍需亲自查证。

到了武汉后，杨得志特别关注此事，逐渐弄清了张万年所处的局面，了解到他一直被组织调查，处境非常艰难。

整体来看，张万年受困主要源于197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更具体地说，是受到当时他的师政委关光烈牵连。1968年，张万年任第127师师长，该师素有“铁军师”美誉。同期，原师副政委关光烈升任师政委。

两人同属第四野战军出身，关系密切，合作默契。关光烈曾在林彪办公室担任近七年秘书，与林彪关系紧密。事发前两天，林彪曾要求关光烈从部队调取火焰喷射器等军用装备，关光烈以各种理由推辞，但未向组织报告。

事件爆发后，关光烈迅速被捕。作为师长且主管军事的张万年，自然被牵连其中。但事实上，张万年与林彪家族交集甚少，关光烈被抓时，他还协助了相关工作，证明自己清白。关光烈被捕后曾交代不知情、未参与任何活动。

然而，此事影响极其恶劣，军区专门派出调查组，武汉军区多人被捕，甚至军区政委刘丰也被撤职审查。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没人敢为张万年发声。

曾思玉其实非常关心张万年，但事件严重，他作为军区领导，难免牵连，许多话难以明说，许多事难以行动，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力保护。

而杨得志情况不同，他未受牵连，且军中威望极高。作为新任军区司令员，他成为解决张万年问题的最佳人选。

杨得志对此事极为重视，经过细致调查并与相关同志深入交谈，逐渐弄清前因后果，最终确认张万年确实清白无辜。对调查组处理方式也颇有微词，认为既然查了三年都无结论，说明根本没有问题。

因此，不应频繁找张万年谈话，甚至安排警卫人员监视他，造成张万年心理抵触。会议上摔茶杯不过是情绪的自然释放，无须大惊小怪。

第二天一早，杨得志亲自带队来到127师，当众对全体干部官兵说：“我对张万年同志是信任的，我相信他没问题！”并转向调查组同志表示：“既然没问题，就不要再继续调查，别浪费军区资源。”

随后，杨得志递交申请，要求保护张万年和其他遭受类似待遇的同志，强调既然查不出问题，就应还他们清白。

不久，张万年的问题被澄清，他终于能安心带兵，全力投入工作。张万年对杨得志的公正表示感激。后来，他在越南战场上大显身手，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