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丽屡次侵扰新罗边境，唐太宗李世民为调解两国冲突，派遣使者奔走于高丽与新罗之间。然而，高丽断然拒绝朝廷召见，更有其重臣盖苏文狂妄自大，公然嘲讽中国无人懂兵法，这令唐太宗极为恼怒。面对棘手局面，他召见了卫国公李靖，寻求作战策略。此时李靖年事已高，身感力不从心，征伐之事愈发沉重。但当得知唐太宗意图讨伐高丽，他立刻提出应效仿武侯诸葛亮南征蛮族时所采取的正兵之道，强调用正义与纪律来治理军队。

唐太宗听闻诸葛亮的名字，心头一阵轻松，面露欣慰之色，随即引用了自己的兵法名言：“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他请李靖评说诸葛亮应属于哪一等。李靖未直接回应，反而引乐毅、管仲与诸葛亮相较，称赞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随后反问皇帝对武侯的看法。唐太宗微微点头，起身缓步至窗边，扶着栏杆，左手轻捻胡须，眼神逐渐变得深邃，心中默默回忆起诸葛武侯的种种事迹。

唐太宗第一次读到诸葛亮，是在翻阅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时。他发现文中多次称赞诸葛亮“制戎为长”，善于治军，部队上下皆心服口服。一般人或许只把这看作诸葛亮众多才华之一，但对于经历了隋末乱世的李世民来说，这如同沙漠中的旅人见到一汪甘泉。他随即如饥似渴地搜集有关诸葛亮的资料与兵书，细细研究其治军理念。

随着阅读兵书的增多，李世民对诸葛亮的治军思想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诸葛亮强调“治军以明”，即军队必须拥有明确的道德规范。他认为没有道德的军队不过是草莽流寇，难以获得民心，因而无法取得胜利。历来用兵都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失去民心的军队必败无疑。诸葛亮为此修订军法，提出“师出以律，失律者凶”，以此警示将领约束士兵，不可侵扰百姓一毫。

对管理士兵的将领，诸葛亮标准更高。《将苑·将材》开篇即强调：“夫将才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把道德与礼仪摆在首位，随后才是气凌三军、勇于大敌、勇而多计。诸葛亮坚信军队的风纪与道德根本在于将领的品德，若将军本身失德，军纪必然瓦解，何谈发动义师？这种治军理念深得李世民及唐初名将的认同，大家都认为必须“师出有名”，方能成大功。

然而诸葛亮的治军思想远不止“明”这一点。在《谕参佐停更》中，李世民读到“信”字，诸葛亮认为统帅军队最根本的是保持信用，否则军令不一，军心涣散，百万大军也如散沙。讲信用，赏罚分明，军令执行自会顺畅。奖惩分明让士兵明白自己何时该赴死，何时可得赏赐。如此得到民心、士兵用命的仁义之师，怎会不胜？

唐太宗转身看向李靖，本想以仁义正兵之道回应，却又想起最初是李靖提议用正兵之策攻打高丽，直言照搬未免雷同。于是低头深思，忽然想起蜀汉平定边疆的一场经典战役。

建兴元年，蜀汉陷于危急，外有曹魏孙吴虎视眈眈，内有益州豪强煽动南部孟获叛乱。夷陵之战后精兵大减，先主刘备病逝，国势低迷，幼主刘禅无力担当。重任全落诸葛亮肩上。诸葛亮自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却展现出卓绝军事才华。

他坚持战略上“北距曹魏，东和孙吴”，派遣邓芝使吴，不仅保持孙刘联盟，也威慑曹魏，避免多线作战。稳定外患后，转向内部，积极征兵训练，努力用说服手段解决南中叛乱，力求“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然南部首领孟获骄横不羁，拒绝屈服。建兴三年，诸葛亮亲率三路大军南征孟获，五月在泸水一带大败敌军，生擒孟获。诸葛亮深知孟获在地方有威望，又采纳参军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未予处死，而是宽待孟获，甚至带他游览蜀营，劝其归顺。

孟获多次被擒又被释放，渐渐体认诸葛亮宽厚之心，认识蜀汉非蛮夷。最终他郑重承诺“南人不复返矣”。诸葛亮与李恢军会师，随后平定周边叛乱，完成以心战为主、兵战为辅的战略，巩固了后方稳固局面。

唐太宗听罢点头称赞，转念一想李靖也曾北破突厥、平定蛮夷，诸葛亮的评价似乎还略显不足。多次思索未果，他眉头紧锁，心中暗自嘟囔起诸葛亮的五次北伐。

对于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唐太宗几乎倒背如流。每每忆起首次北伐因马谡失误导致失利，心中不免扼腕。蜀汉地小人稀，资源匮乏，交通艰难，马匹紧缺，均是硬伤。可即使如此，在诸葛亮巧妙统筹下，蜀军与曹魏抗衡有余。

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率军攻祁山，试图缓解陇右战局。马谡奉命守陇山口截断魏军援军，却因轻敌失守，北伐首战告负。此役战术极佳：陇右地势高出关中，有利战略；土地肥沃，解决蜀军粮草；更重要的是能获取优质战马，提升机动力。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第二次北伐，虽面临机动力与粮草难题，却以奇谋破散关、守陈仓，斩杀敌将王双；三度北伐夺阴平，击退曹魏大将郭淮；四度大败司马懿，射杀名将张郃；五度北伐五丈原，使司马懿畏惧如虎，闭门不出。

唐太宗曾评价司马懿：“雄略内断，英猷外决，兵动若神，谋无再计。”对其才略颇为推崇。然想到五丈原时司马懿的被动，他却冷嘲热讽：“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讥笑其怯战，甚至揶揄其穿女子服装示弱、向曹睿请战的故事。

司马懿兵力充足，骑兵强悍，却终究只能坚守营门，闭门不战，表现极为怯懦。唐太宗从现代视角看此役，认为司马懿丢人，但也从中衬托出诸葛亮用兵的高明。他补充道：“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言外之意是，正是诸葛亮的锋芒逼得司马懿退避三舍。

想到这里，唐太宗释然了，自己无须旁征博引来证明诸葛亮的用兵之道，司马懿的怯战已是对武侯最高的褒奖。他心中涌现出千古英雄更迭的感慨，流水淘尽多少名将，唯有诸葛亮以《三国演义》中的智慧形象永留人心。

当然，他也清楚近年有人贬低诸葛亮，称其“诸葛近妖”、“纯属小说夸张”，甚至把北伐失败归罪于他。但如词云：“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论如何评价诸葛亮，他的军事才华永远耸立，谁也改变不了。

只有真正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将领，才能洞悉他的真实水平。正如唐太宗李世民，这位铁血皇帝用先褒后贬的评价，巧妙地赋予了诸葛亮最高的荣誉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