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成立之初，陈毅的身份仅限于一支队的司令员。然而，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叶挺被国民党扣押，中央政府便决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的代军长。仅仅两三年的时间，陈毅便从一名普通的军官成长为新四军的旗帜性人物。那么，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陈毅？我们可以从皖南事变前陈毅的表现中寻找答案——他如何贯彻中央的政策，力荐项英率军部东移，如何带领部队跨江北上并打赢黄桥决战。通过这些事件，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对陈毅的选择。

1939年2月，中央派周恩来赴皖南与新四军军部磋商，最终确立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对于新四军而言具有现实意义，既符合当前形势，也能推动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扩大。然而，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在执行这一战略时却显得不够积极，无论是在向东作战还是向北发展上，他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对此，中央曾多次进行督促。1940年5月4日，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五四”指示，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坚决在江苏境内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一指示明确指出，要不顾敌对势力的压制，尽可能迅速地占领并控制所有可控制的区域，从南京到海边，再到杭州和徐州，形成坚实的抗日防线。

面对这一重要指示，陈毅没有丝毫犹豫，积极响应并迅速制定了落实措施。5月19日，他向中央提出了十三条具体措施，并在其中详细阐述了如何应对国民党顽军的问题。他指出：“在国弱我强地区，可以不先开枪；在国我平衡地区，自卫必须带有进攻性质；在我弱国强地区，一切应先发制人。”他还明确表示，苏南和苏北要在年内扩充至七万人以上，这一目标体现了他对中央意图的准确理解及贯彻的决心。中央对陈毅的回应是积极的，表示“陈毅同志对苏南的新布置都是对的，望坚决执行”。

面对皖南战略环境愈加严峻，陈毅并未停滞不前。他提出了重要的战略建议，力荐项英将军部东移，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接应计划。陈毅认为，项英迟迟未作决定的拖延行为会让新四军陷入困境，因为国民党已经将约18个团的兵力调集到皖南，摆出了围歼的架势。而对于项英坚持挺进皖东南的想法，陈毅坚决反对，认为这无异于走上一条死路。陈毅和粟裕分析认为，如果新四军能将力量集中在苏南发展，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将有可能打开局面，甚至将敌军逐步逼退。

为了确保项英能够顺利东移，陈毅和粟裕准备了详尽的兵力对接计划，包括派遣三个团接应军部东移，并且规划了从江南指挥部到皖南云岭的具体路线。按照计划，双方如果配合得当，仅需一昼夜就可以顺利会合。但遗憾的是，项英未能下定决心，仍旧没有作出东移的决定。

此时，形势愈发紧张，陈毅和粟裕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40年6月15日，他们向中央电报报告：“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德勤或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如果继续拖延，苏北和苏南都会受到敌人的侵蚀。”陈毅果断地决定将军部移往苏北，而对于皖南的部队，则加紧部署。历史证明，陈毅的选择是正确的，蒋介石当时已经意识到新四军的意图，因此试图阻止陈毅留下苏南。尽管冷欣的阻挠异常顽强，陈毅和粟裕却巧妙地突破了顽军的包围圈，最终成功渡过长江北上。

渡江之后，陈毅和粟裕全力开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面对韩德勤的步步紧逼，他们通过黄桥决战，成功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而与此同时，皖南的项英和新四军军部，却因不作果断决策，陷入了皖南事变的悲剧，军部的九千余人也因此遭遇了历史性的冤屈。

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历史可以看出，陈毅无论是在理解和贯彻中央战略意图方面，还是在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领导能力。特别是在与顽军的黄桥决战中，陈毅带领部队果敢决策，最终改变了华中抗战的战略格局。黄桥决战后的几个月，皖南事变爆发，陈毅成为新四军的代军长，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对他综合能力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