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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持续了276年的清王朝彻底走向终结。清朝的灭亡,不仅终结了这一统治多时的封建王朝,也象征着中国长达千年的帝制体系画上了句号。然而,关于清朝的功绩与过失,至今仍然众说纷纭,难以下定论。实际上,即便到了现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仍然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它对现代中国版图和国家形成的贡献问题。
清朝对现代中国版图的奠基作用,早已被各类历史教科书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予以确立。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看似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被重新审视和质疑,甚至包括清朝对当代中国疆域的贡献,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网络上关于谁是中国版图真正奠基者的争论,大致分为两大阵营。
第一派被称作“自古以来派”,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新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由历代王朝通过艰辛努力和开拓逐步形成的。例如,秦朝打通岭南,汉朝拓展西域,唐朝经略东北,元朝统一青藏地区,明朝巩固了云南贵州的边疆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积累的成果。
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派是“解放军奠定派”,他们主张,古代疆域虽然曾经辉煌,但多半只是历史的泡影,现代中国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浴血奋战才赢得的。因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大地上的疆域不断被列强蚕食削减,清朝灭亡时的国土已大大缩水。加之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国土破碎不堪,若非解放军最终统一全国,怎可能有今日新中国的巍然屹立?
这两种观点各有理据,但也存在明显不足。比如,“自古以来派”难以合理解释蒙古地区的归属问题。历史上蒙古曾多次成为大一统帝国版图的重要部分,但如今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解放军奠定派”则无法解决宝岛台湾的问题,毕竟解放军未曾真正控制宝岛,却依然主张其为中国领土。
综上,两派观点本质上都存在误区,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忽略了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的重要历史贡献。
由于某些有意为之的舆论引导,如今清朝往往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代名词,成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罪魁祸首,仿佛所有的历史悲剧都应由清朝承担。
这种说法虽非全无依据,清朝确实推行了诸如文字狱、愚民政策、阻碍科技进步等多项弊政,但将近代以来所有的国家危机和失败一锅端归罪于清朝,无疑既不公正也极其无知。
事实上,西方列强在大航海时代崛起并非偶然,近代东方世界被动挨打的历史格局更是深层次的全球性历史趋势。换句话说,无论哪个王朝身处这样的时代,遭遇都大同小异,清朝只是恰巧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节点。
不少人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偏见,认为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不及汉族建立的王朝强大,甚至拿明朝后期比清朝后期来抬高汉族王朝。这种观点无疑颠倒黑白。明朝在抵御倭寇入侵时也曾屡屡受挫,甚至靠海盗而非官军作主力反击。
因此,戴着少数民族的有色眼镜,把清朝的过失无限放大,尤其是把近代丧权辱国的历史完全归咎于清朝,忽视其在前期开疆拓土方面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别有用心。
有人认为清朝早期的领土扩展不过是“捡了别人的漏”,毕竟中原本是明朝的,蒙古高原、西域和青藏高原则属于蒙古民族,只要打败了这两个势力,131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域似乎轻而易举。
然而,这些地区难道会自动举手投降,等待清朝征服吗?当然不是。自1644年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来,清朝先后消灭了多个南明政权,平定三藩之乱,直到1683年才平定台湾,真正实现中原的重新统一。
至于蒙古,自1685年清朝发动首次雅克萨战争起,逐步征服漠北蒙古,两次击败噶尔丹叛军,进军西藏,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叛乱,直到1759年彻底收复天山南北,清朝疆域达到历史巅峰。
可以说,作为一个以渔猎民族起家的骑马政权,清朝前期几乎年年征战,疆域持续扩展。同时,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摊丁入亩”等人口增殖政策,使得清朝人口迅速增长,迎来了闻名遐迩的“康乾盛世”。
许多人对“康乾盛世”不以为然,甚至引用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所说“清朝处处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然而,不论马嘎尔尼是否存在偏见,乾隆皇帝拒绝开放国门,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决态度足以反驳他的言论。
此外,古代任何盛世都难以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正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才是古代百姓真实的生活写照。
因此,许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认识需要被重新审视。谈及领土的取得,不论清军是否每次都是浴血奋战,即便把东北形容为清朝的“嫁妆”,将中原和蒙古称为“捡漏”,这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合理且正当的行为。
换句话说,清朝对疆域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在17世纪这个关键时刻,展现了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宏大的战略视野。
明朝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受“小冰期”影响,而小冰期导致蒙古等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与中原政权冲突加剧。
清朝的优势是来自东北地区,对寒冷气候有更强适应力;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中原政权自南向北的艰难北进,清朝从东向西的扩展相对顺利。
与此同时,沙俄也在自西向东迅速推进。清朝与沙俄的东西夹击,使蒙古等游牧民族失去了北逃西逃的退路,只能在清朝和沙俄之间选择。相较于欧洲人的沙俄,蒙古人更倾向于归顺清朝,这成为清朝征服蒙古的重要基础。
而且,清朝开疆扩土时,正值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份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际法条约,确立了“主权”的概念。从此,清朝开拓的土地不再是“盛则揽,衰则弃”的疆域,而成为被国际社会承认的“领土”,清王朝因此拥有了“清政府”的新身份。
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两国首次明确边界。尽管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有丧权辱国的屈辱内容,但它们同样是确定领土界线的法律文件。
可以说,许多自古以来的地区,只有在清朝时期纳入版图,才被视为真正的中国领土。即便清朝灭亡时,并无国际条约明确划定其领土缩小至紫禁城一隅,其疆域仍包含蒙古等地,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这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规则。
正是依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领土的法律保障,中华民国才能基本继承清朝领土,不再需要重新开拓疆域,而只是政府名号的更替,国际社会只需承认国号的变更。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军阀混战,也只限于一定范围内,毕竟张作霖不会跑到西伯利亚或朝鲜去争地盘。
待到解放军横扫大江南北,统一国家,所掌控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中国领土。
因此,即使解放军尚未真正进入宝岛,台湾也绝非无人之地。《开罗宣言》早已明确重申中国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
综上,清朝前期的开疆拓土,绝非简单“捡漏”,而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倘若错失了整合中原和蒙古的历史机遇,若蒙古成为沙俄等列强的囊中之物,今日中国的国土极有可能止步于长城以内。
当然,清朝早期的强势,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励精图治下,也受制于准噶尔汗国当时的极盛。准噶尔的复兴大蒙古帝国梦,入主中原的野心,促使清朝不得不与其展开生死较量。清朝在蒙古方向的扩张,可以看作是“清进准退”的拉锯战。
因此,当今中国利用清朝晚期与列强签订的边界条约,作为领土主权的法理依据时,我们应当明白:
“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论断绝非凭空捏造,而是经过历史与国际法考验的坚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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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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