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荐举制度，就是由朝廷指定一定层级的官员，以特定形式推荐适合的官员进入朝政体系的一种选官方式。这项制度在宋代之前就已存在，虽然宋代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从涉及官员的升迁调整、广泛的影响力、制度化程度以及朝廷对其的高度重视来看，宋代可谓是此制度的巅峰时期。

在宋代，荐举制度与科举和铨选制度三者并行，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选官体系的稳定发展，成为宋代选官体制正常运转的关键保障。尽管如此，这项制度从一开始便暴露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愈加明显，最终变得弊大于利。

宋代的荐举制度，直接来源于唐代，但其内容和运作方式在宋代得到了显著完善。在唐代之前，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主流方式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荐举。但自唐代起，科举制度开始取而代之，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渠道，而铨选制度则逐步替代了传统的荐举，用以决定官员的晋升与任命。尽管如此，荐举并未彻底消失，它仍在某些环节发挥着补充作用，尤其是在官员的晋升过程中，仍被保留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然而，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的权力日益增大。许多节度使为方便将自己信任的人推入朝堂，迫切要求恢复荐举制度。最终，唐德宗决定恢复荐举制度，并规定每年冬季，符合条件的中高级官员可向中央推荐合适人选，由此诞生了“冬荐制”，这项制度正式进入了唐朝的选官体系，并为后来的宋代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荐举制度：

宋朝建立后，成功继承并改良了唐朝的荐举制度，为其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内涵。首先，在被举荐的官员范围上，宋代突破了以往仅限于“幕职州县官”的局限。在宋太宗开国初期，甚至开始要求翰林学士、宰相等高级官员举荐人才。到宋真宗时期，几乎所有文官、武官、地方与中央官员、以及各种职位的官员，都可以作为荐举的对象。

其次，荐举的“举主”范围也得到了显著扩展。早期的荐举主办者仅限于高级官员，如五品以上的中书、门下、御史台官员，然而到了宋代，举主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官员如转运使、知州、通判等基层官员都可以成为荐举人。

在制度上，宋代对荐举过程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宋太宗曾下令，举荐的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包括其历任情况、表现与过错等，并要求举主对所荐人选负连带责任。如果因审核不严导致任命错误，举主将受到追责。这种制度要求，显然加强了对荐举行为的监管。

而在宋真宗时期，进一步强化了荐举的规范，规定了被荐者的资历条件，并要求每年固定人数的荐举。知州和通判等官员被要求每年年底举荐一定数量的合格人员。这些规定，使得荐举逐渐变成了各级官员的法定义务。

在宋仁宗时期，荐举制度趋于完善，具体到举荐的程序、人数、回避法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比如，明确要求荐举对象不能是举主的亲戚、朋友或现任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亲属，以保证荐举的公正性。此时的荐举制度，已然成为中国古代最为成熟和完备的选官制度之一。

荐举制度的优点：

在宋代，科举考试作为进入官场的“入场券”，但升迁提拔则主要依赖于铨选与荐举。铨选通过考核官员的资历和政绩来判断其升迁，而荐举则不拘资格，使得许多才华出众、但资历不足的官员有机会脱颖而出。荐举制度的灵活性极大地提高了朝廷选拔到优秀人才的机会，同时，也给予了在基层拼搏的士大夫们希望，他们知道只要勤奋工作，虽未通过铨选，也有机会通过荐举得到晋升，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动力，进而提升了官员的行政效率。

在实践中，荐举制度也的确为宋朝政府选拔了许多优秀官员。以北宋哲宗元祐时期的司马光为例，他曾推荐刘安世担任馆职，刘安世后在左谏议大夫等职务中以直谏闻名，被誉为“殿老虎”，死后被赐谥号“忠定”。这类因荐举而出将入相的典型人物，在宋代并不鲜见。

南宋初年，李纲任相时，也通过荐举宗泽担任东京留守，宗泽以其威惠兼施、民心向安的治理风格，使得东京在南宋朝廷掌控下稳定至最后，成为抗击金军的坚强堡垒。正因如此，南宋度宗时期的名臣黄震才会感慨地说：“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进在荐举。”

荐举制度的弊端：

然而，宋代荐举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举主与被举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容易造成荐举过程中的权力勾结。某些举主收受被举者的贿赂，以此换取职位晋升，甚至将荐举状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使得荐举成为了腐化吏治的源头之一，往往使得一些不具备能力的官员被任命，反而降低了整个官员队伍的质量。

此外，荐举制度也为朋党争斗提供了便利。许多举主荐举的标准并非官员的能力，而是是否与自己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像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尽管是一位卓越的治国者，但在荐举过程中也未能避免党同伐异的问题。司马光则是在相位后清除了一批王安石的支持者，同样陷入了这种党派斗争的困境。虽然这些政治家在整体上是公正无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荐举行为却未能完全摆脱个人喜好。

结语：

宋代的荐举制度本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其不拘一格的特点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官员，推动了官员队伍素质的提升。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荐举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权力滥用、腐败问题等逐渐暴露出来。宋朝政府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后，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修正，结果却让制度变得更加僵化，失去了其最初的灵活性和优势。这个教训警示我们，选官制度设计中必须尽量排除人为干预，避免过度依赖个体的主观意愿，从而保证公正、透明的选拔机制。

参考文献：

《宋史》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