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治史与虚构的区分

治史的关键在于扎实的功夫，而非高喊那些空洞的、煽动性口号。历史的真实与否，不能凭个人情感或“应当如何”的主观看法来判断。它不能是想当然的推测，而必须依赖史料、依赖实证。即便史料本身，也需要经过严密的甄别，去伪存真，确认其真实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史料必须具备史料的属性，否则，它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近年来，围绕“四行仓库盾牌方阵”以及“陈树生抱弹跳楼”的讨论，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一、关于孤军的历史

孤军的历史实际上只有短短四天时间，只有一个营的人马，几场战斗的内容。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等当时的亲历者已将相关历史细节详细记载。事实上，早在当时，媒体便对这些事进行了大量报道，细节清晰且多次反复讲述，关于“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早已众所周知，没有太多新的挖掘空间。而那些有关“盾牌方阵”和“陈树生”之事，经过反复核实后被证明是虚构的。

很多人质疑这种说法，尤其是那些习惯通过影视作品和个人想象来理解历史的人。他们反问：“你能找到没有陈树生的史料吗？”甚至会说：“谢晋元、杨瑞符等没有明确否定陈树生的存在，这不代表他就没有。”然而，仔细想想，这种质疑本身就含有逻辑漏洞。1937年11月1日，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杨瑞符因伤住院，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明确提到几位表现突出的英勇官兵，却从未提及“陈树生”。如果真有这么一位英雄，杨瑞符会在记者一再追问下，忽略这个重要的壮举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历史中的每一位英雄，都会在合适的时机被提及，并且不会因为想要保留个人荣誉而被遗漏。

二、历史与口述史的辨析

时隔半个多世纪，突然出现“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并且有人声称这来自孤军老兵口述，这到底该如何理解呢？事实上，对待口述史料的处理方式与档案史料并无不同，依然需要甄别真伪。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老兵的记忆逐渐模糊，且部分新出现的证言与早期的描述相矛盾，我们该如何判断呢？

我更倾向于相信早期的史料，诸如谢晋元、杨瑞符等人的记载，而不相信那些后来的口述或“新发现”的事迹。原因很简单，历史上几十年间没有任何可靠史料提到过“陈树生抱弹跳楼”这样的事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一情节突然浮出水面，难道我们就该信任这种突如其来的证言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猜测，这背后或许是某些人刻意制造的历史“亮点”。

至于是否有孤军官兵在多年后才意识到有些未曾公开的事宜，或者因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愿提及某些事，至今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这支四百多人的队伍从头到尾都集中在四行仓库内作战，每个细节、每个动作都尽在掌握。如果真的有“抱弹跳楼”的英勇壮举，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会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即便历史遗留了一些未被说出的内容，但在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媒体在现场采访报道，如何可能等到几十年后才揭露出来呢？

三、从《八百好汉死守闸北》谈起

有人甚至提出，赵景深在《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描述了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此书确实在1937年出版，而且其中有关于壮士抱弹跳楼的段落。赵景深所写的这段文字确实描绘了一个悲壮的场景，令人动容，但这是否能作为史料来验证历史呢？

其实，《八百好汉死守闸北》是一部文学作品，里面包含了大量艺术加工和虚构。虽然这本书图文并茂、内容通俗，但它并不能被视为史料的依据。史学治史有着严格的规范，任何史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比对、鉴别与验证，而文学作品显然不能与历史记录等同。因此，尽管《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情节令人感动，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地将其中的虚构内容当作真实历史来引用。况且，四行仓库距离苏州河畔几十米远，如何能凭空跨越而跳楼自杀？

四、艺术创作与历史的分界

我并不否定《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甚至可以说，它们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鼓舞士气。但虚构的内容是否能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艺术创作允许适当的虚构与夸张，塑造出如陈树生等英雄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允许的，但艺术与历史的界限应当明确。我们不能因其艺术价值而忽略其虚构的成分，更不能将其当做“信史”。

结语

本篇文章讨论的是如何严谨地治史，以及如何辨别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历史是有严格标准的，不能随便任意推测或凭空想象。对于一些艺术作品中的虚构内容，我们可以欣赏，但不能将其与历史混淆。希望每一位喜欢历史的朋友，都能够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在追求历史真相时，不被虚构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