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敢认一个屠尽自己先祖的男人,作祖宗吗?
在波斯,也就是今日伊朗,这桩听来悖逆人伦的奇谈,竟在历史的长河中真实上演。
那个自诩“上帝之罚”的成吉思汗,曾用铁蹄将那片土地碾为齑粉。他的大军所到之处,城市化为焦土,繁华归于死寂。
然而,正是这位双手沾满血腥的“灭城者”,如今却与一部分伊朗人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被视为“共有的皇帝祖先”。
这到底是历史开的一个残忍玩笑,还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炼狱中悟出的生存之道?
这事儿,得从一碗血说起。
1221年,蒙古大军兵临内沙布尔,彼时波斯的璀璨明珠。只因成吉思汗的女婿战死城下,一场灭绝人性的报复就此展开。公主那道冰冷的命令,要求城中寸草不留,连地上的猫狗,也要一并剁碎。
波斯史家的笔下,颤抖地记录下,蒙古人花了整整十二天,才将一百七十多万具尸骸清理完毕。男人的、女人的、孩童的头颅,被分门别类,堆砌成三座令人永世难忘的白骨金字塔。这哪里是战争?分明是一场冷静到可怕的宰杀!
试想,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烙印着如此血腥的画面,祖辈的哀嚎仿佛仍在耳边回响。他们怎能扭过头,管那个下令的“草原狼王”叫先人?这背后,究竟藏着何等扭曲的逻辑,又或是何等深沉的无奈?
成吉思汗本人,恐怕从未想过要在波斯这片土地上留下什么“国父”的名号。
他挥师西向,动机纯粹得有些可怕:复仇雪耻。花剌子模国王的愚蠢与傲慢,点燃了这片草原的怒火,这在蒙古人的世界里,是不可饶恕的挑衅。成吉思汗的人生信条,向来是“让敌人流血,让亲人流泪”。
他来了,如一场席卷大陆的瘟疫。他立于布哈拉城的废墟之上,对着幸存者宣告:“我,乃上帝之惩罚!尔等若非罪孽深重,上帝何以遣我?”这话,与其说是宣告,不如说是一种对自身毁灭行为的合理化。他来过,毁灭过,然后便带着风沙与传说离去。
他留给波斯的,是破碎的山河与百万孤魂。可命运,这老家伙,总爱在最不可能处落笔。成吉思汗自己都无法预料,他无意中用弯刀和鲜血,竟为他孙子日后在波斯的基业,掘好了第一方血染的奠基土。
爷爷负责打砸,孙子过来装修。
这位孙子,便是旭烈兀。他同样是尊杀神,骨子里却比爷爷多了几分精明的算计。1256年,他率领着蒙古的“西征方面军”卷土重来,任务明确:彻底铲除中东的抵抗势力,建立一个永固的蒙古领地。
他先是利落地端掉了盘踞山中百年的“刺客联盟”阿萨辛派,那些神出鬼没的暗杀者,在他的巨石投炮下灰飞烟灭。
接着,他将矛头对准了拥有五百年荣光的伊斯兰心脏——巴格达。1258年,城破。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因尸骸的鲜血与投入河中的书籍翰墨,先后染上了红与黑两种颜色。
末代哈里发,则被裹入华美的波斯地毯,在万马奔腾下,被碾成肉泥,只为不让“王者之血”玷污大地。
屠夫,就这样放下了屠刀,穿上了龙袍。就在这片尸骨堆积的废墟之上,旭烈兀抹去刀锋的血迹,宣告了伊儿汗国的诞生。
如果说成吉思汗代表了纯粹的“弯刀”暴力,那么旭烈兀的伊儿汗国,则是“弯刀”与“笔”的一次意外联姻。
旭烈兀心里门儿清,单靠拳头硬是坐不稳江山的。他这个外来户,必须借助波斯本地的精英来治理这片复杂的土地。
于是,我们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他一边建功立业,一边又对被征服的文化毕恭毕敬。他重用波斯学者纳西尔丁·图西,为其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拉盖天文台。
这就像一个打进村的土匪头子,非但不抢秀才家的书,反而客客气气地请秀才出山当军师。蒙古人粗犷的草原文化与波斯人精致的千年文明,被迫在一个锅里翻搅,最终竟熬出了一锅风味独特的杂烩汤。
而真正让历史学家都拍案叫绝的一幕,发生在1295年。伊儿汗国的第七代君主合赞汗,竟公开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征服者的后裔,最终选择了被征服者的信仰。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异乡人”。这个混血的王朝,虽然国祚不长,却如同一根强力的搅棍,将波斯的历史基因搅得面目全非,也搅出了新的可能。
所以,要理解伊朗与成吉思汗家族这段纠葛,关键在于看透一点:一个民族的所谓身份,从来不是一块刻在石头上的碑文,而更像是一条在历史河道里奔流的大河,时而被截断,时而被改道,在不断的冲刷与重塑中,形成新的面貌。
最后,还是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想听听你的答案:
若命运给你一次选择,你是宁愿生活在一个文明精致但已然腐朽、注定要被碾碎的“旧世界”里;还是选择在一个由征服者建立、充斥着野蛮与机遇、在毁灭后迎来新生的“新世界”里,挣扎着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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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佚名.《蒙古秘史》.
[波斯] 拉施特丁 (Rashid-al-Din Hamadani)。《史集》(Jāmiʿ al-tawārīkh)。
[英] 大卫·摩根 (David Morgan)。《蒙古》(The Mongols)。
[美] 杰克·威泽弗德 (Jack Weatherford)。《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