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过程中，红一与红四方面军有过两次会师经历，第一次是1935年6月的懋功会师。由于此前在不同根据地作战，两大方面军缺少直接接触，张某人及川陕苏区的四方面军干部，一度以为红一方面军有30万人规模，会师前态度非常谦恭热情。

其实关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数字，30万人自然是误传，也存在迷惑国民党军的需要。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期间，总兵力最多时达到10万以上，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的官兵，则为8万6千人，一部分人被安排留守根据地。论长征出发前的实力，红一方面军略强于红四方面军，但经过长距离跋涉、尤其湘江战役的巨大损耗后，红一的实力已经远远赶不上红四，懋功会师时仅有不足2万人，红四方面军则拥兵8万。

张某人见红一方面军的兵力远不如预期，官兵身体状态、后勤补给也不理想，便生出了野心。他询问周公，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公看出对方的异样，故意说还剩3万，比真实情况多说了1万多人。即便如此，受到张某人错误影响，不正常的思想和态度，还是在四方面军干部中蔓延，后来发生了“草地分兵”事件。

会师后有一位四方面军高级首长，对红九军团长罗炳辉说了一句话，语气耐人寻味：你这个军团长，就指挥这么点兵？当个营长还差不多。

罗炳辉闻言非常不舒服，都是带兵打仗的人，谁受得了这个气？但他忍住没有发作。一方面两支部队刚刚会师，上级领导三令五申要维护团级，不能因小失大；另一方面，此时对方职级更高，并且讲得也不是毫无道理，红九军团出发前有1万多官兵，到懋功会师时已经折损大半，根本撑不起一个军团了。

在红一方面军行军过程中，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屡屡承担危险的断后任务，兵员损失自然十分严重。这时候的部分四方面军将领，无法亲身体会那种感受，讲话时没有什么轻重。

但罗炳辉选择不反击，是出于党性及个人修养；对方能讲这样的话，本身肯定是不适当的。红四方面军拥有5个军，相当于红一方面军里的军团建制，平均每个军接近1万多兵力，确实状态正佳。可1935年夏季，四方面军还没走多少路，怎么能拿红一方面军之前的巨大损耗说事呢？

分兵后，四方面军在张某人带领下擅自南下，几个月时间里，8万大军迅速减员一半，第二年还是得北上找红一方面军会合。二次会师完成，红四方面军也只剩3.8万人左右，相信这名干部，再说不出之前那样戏谑的话了。

全面抗战时期，罗炳辉凭借出众的军事才能及革命资历，担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员、主力师长，后来晋升为副军长，可惜1946年因病在山东境内早逝，太可惜了。当年那位说出“营长论”的四方面军首长，得知罗炳辉的噩耗，心里非常难过。直到晚年回忆起罗将军时，他还忍不住感叹：我欠着罗炳辉一句道歉！在整个军史上，这两位将军的资历和地位大致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