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部制度颇为特殊，不仅设有尚书、侍郎等堂官职务，还在尚书之上设立了“管部大臣”的职位。由此引发了一个疑问：到底是管部大臣，还是尚书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大多数人可能会直觉认为，这显然是管部大臣掌握实权。然而，若只凭这一点判断，便显得片面了。各位先且莫急着反驳，不妨听听一位御史的见解，看看其中的道理所在。

清朝京城各部院衙门实行满汉双轨制，这种体制在历代王朝中独树一帜。其根本原因源自统治者“崇满抑汉”的思想，最高权力者认为，只有由满族人掌控政权，清朝的统治才能真正稳固。

六部堂官中的满汉尚书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自顺治年间开始便有明确规定：满族尚书掌握实权，持有部门印信；而汉族尚书多为陪衬，实则无权参与重大决策。

汉尚书的地位低到何种程度？据《清稗类钞》记载，汉尚书遇到重要事务时，哪怕火烧眉毛也不得自行决断，必须先请示满尚书。尽管满汉尚书的官阶相同，但在满尚书面前，汉尚书形同一个低声下气的下属。

官方称汉尚书的主要职责是“主稿”，类似现代的办公室主任。虽然“主稿”本是部门内重要事务之一，但汉尚书因无实权，遇到官员来请示时，往往只是走过场，草草应付。清代官场对此现象戏称为“画黑稿”。

至于汉侍郎，几乎完全是陪衬角色，虽然享受正二品的待遇，但极少有机会干预部门事务。自乾隆年间起，六部汉侍郎开始消极怠工，甚至有的半个月不到衙门一次。

实际上，汉侍郎的权力甚至不及满族郎中、员外郎。为何如此？这是因为六部各司分管具体事务，比如吏部文选司负责官员选拔，户部则管理各省钱粮等。

按照规定，六部各司均配有独立印章，而持印者均为满族郎中，汉族郎中则无配印权。

为彰显满汉身份和尊卑等级，六部各司官员上班时腰间都会悬挂一个装有印章的荷包，以示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掌控者。

大致自康熙年间起，吏、户、刑、兵四部因事务繁忙，皇帝有时会指定大学士兼管部务。

大学士品级高于尚书，且为皇帝最信任的重臣，一旦兼任“管部大臣”，其权力自然超过尚书。

大学士兼管部务的做法自雍正朝普及，如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分别兼管吏部、户部，有时甚至由诸王兼管部务。

清代官制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凡由诸王管理的衙门，该衙门最高长官便是这位王。这不仅限于六部，也包括宗人府、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恭亲王奕訢，虽无首席军机大臣之名，却实际掌握首席军机大臣的权力。

然而，自乾隆即位不久，宗室诸王便被剥夺参政权，故咸丰朝前，诸王管部的情况较为罕见。

管部大臣是否握有实权，关键取决于满尚书的政治地位及兼任情况。熟悉清史者知道，自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被大幅削弱，军机处成为实质的中央权力机构。

这导致大学士虽有名号，但地位远不及无品无级的军机大臣。当然，许多大学士也会入值军机处，兼任军机大臣，才算是真正的“宰相”。

少数大学士因年龄或宠信程度未能入值军机处，却被赋予管部职能。此时若满尚书是军机大臣，管部大臣便无权干预部务。

六部各部职责明确，堂官需具备专业知识。尤其户部、刑部，若不懂钱粮、刑法，难以在事务中有所作为。

各衙门均有详尽的“则例”，如刑部有“刑部则例”，户部有“户部则例”，内容多达数百乃至上千条，不精通部务者难以胜任。

若汉尚书熟知则例，而满尚书不懂业务，满尚书便不得不退居二线。晚清时期，著名户部尚书闫敬铭与翁同龢便是典型例子。

翁同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汉尚书身份管理户部，不仅因其熟悉户部事务，更因其状元、帝师身份加持。

闫敬铭则是典型专业人才，早年曾在镇压太平天国时负责后勤，后来以理财见长，任户部尚书后，满尚书对他心存敬畏，不敢轻慢。

综上所述，衡量尚书权力和地位，必须结合具体背景，不能单凭头衔论断。御史此言，不知诸位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