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鼎盛的时代，展现出强大的国力与丰饶的社会景象。那时，国家富庶，百姓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因此，无论是皇宫内外，还是社会各阶层，宴饮之事频繁举行，尤其伴随宴会的歌舞表演极为盛行，成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作为一个包容并蓄、广纳百川的国家，深受世界瞩目和崇拜。它与周边的各个藩属国保持着和睦的关系，实行宽松而包容的政策。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经济和贸易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物资的交流。

首都长安成为了国际商贸的中心，街头巷尾充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尤其以西域的胡人居多。他们性格豪放，擅长歌舞，这种热情奔放的文化恰好与唐代开放的社会风俗相契合。

因此，胡人、胡食、胡乐、胡舞逐渐与汉族本地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交汇。西域胡姬所表演的酒肆歌舞，与汉族的乐舞教坊相互影响，技艺互相借鉴，交相辉映。这种新的潮流被广泛接受，成为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这种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引起了贵族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他们也将视线投向了朝廷。唐朝周围的藩属国，为巩固自身地位，多选择依附于大唐天朝。每逢年末岁初或皇帝的寿辰，这些国家的使者便纷纷进京朝拜，向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和尊敬。

他们献上的贡品多为各地的优质特产及珍稀之物，传统上以农业产品、畜牧物资、玉石、珠宝和手工艺品为主。到了开元年间，受民间艺人的影响，西域胡人之一的粟特族（史称康国）开始向皇帝进贡舞姬和乐队，胡旋舞成为贡品中的亮点。

粟特民族天生歌舞之才，热衷于街头表演。他们经过严格筛选和训练的舞姬被送入皇家，这些舞姬姿态妖娆，服饰带有浓郁异域风情，技艺精湛，面孔与中原人迥异，频繁出现在皇宫宴会中，吸引了众多观者的目光。

舞姬们往往站立于仅尺余大小的圆形毯子上，足尖轻点，动作轻盈自如。她们或热情奔放，或婀娜多姿，旋转腾挪间流露出神秘的魅力。眼神灵动，彩衣飘扬，在金鼓齐鸣的伴奏中，仿佛随时能乘风而起。

与传统宫廷舞乐的规范庄重相比，这些胡人舞蹈新颖独特，别具一格。于是，皇家乐坊在编排歌舞时，融入了胡人女乐的元素并加以提升，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宫廷宴舞。于是出现了“九天宫阙开，万国衣冠拜。丝乐笙歌起，一舞动惊鸿”的佳句。据传，著名梅妃创作的“惊鸿舞”便借鉴了胡旋舞的精髓，甚至令杨贵妃心生嫉妒。

舞姬们一旦获得皇帝宠爱，便可能被封赏给各藩使臣。藩属国借此得到大唐的认可与支持，既稳固了自身的势力，也将汉族文化和经济资源带回本土，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此外，皇帝还会将胡人舞姬赐予皇子、公主、亲信贵戚，贵族阶层因此得以欣赏，而中产阶级官僚也纷纷效仿。这一风尚一度盛行于长安，贵妇们纷纷学习旋转舞技，将胡人女乐推向了顶峰。

皇家文艺机构“梨园法部”专门对胡舞进行研究与提炼，去粗取精，使其更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观念。因此，诞生了许多经典曲目，如《霓裳羽衣曲》、《胡旋舞》、《惊鸿舞》、《绿腰》、《团圆旋》等。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专门表演的艺人，人数从几人到数百甚至九百不等，形式多样，灵活多变。

胡人女乐由民间逐步晋升至宫廷，并由宫廷扩散至社会大众，使这一文化娱乐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一种广泛流传的风气。从粟特族向皇帝进贡女乐的现象可以看出，周边各国统治者极力讨好大唐，试图依靠天朝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自身。

唐朝西部的强邻吐蕃，对大唐态度复杂。虽然文成公主西嫁后曾有一段和平，但双方军队时而交战时而和解，吐蕃一方面接受册封与支持，一方面暗中积蓄兵力，伺机扩张领土。特别是在唐太宗和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相继逝世后，敌对关系更趋激烈。

公元670年，吐蕃军偷袭唐军在大非川的粮草仓库，唐军遭受重创。吐蕃随后攻占西域十八州及安西四镇，唐军大败，不得不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直到692年，唐军才重新出兵击退吐蕃，令其再度成为藩属，并持续向天朝进贡超过一百年。

驻守西域的唐军长期坚守边疆，与当地民族互相适应生活习俗。正如诗中所描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载歌载舞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各国间时有征战，西域与大唐的商贸交流却始终未断。邻近国家的商人们无不向往大唐的富强，许多人甚至长居不愿返乡。大唐也吸纳了众多移民，他们纷纷涌向长安、洛阳、凉州、广州、敦煌、扬州等重要城市，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不少外籍人士在唐朝官职任职，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的联系。

唐朝设立鸿胪寺专责接待各国使节，同时在各州府设立商馆，方便招待和管理外商。许多外商在唐朝开设店铺，长期经商，带来了许多此前未曾见过的珍奇物品，如砂糖、葡萄酒、香料、硬木、麻制品、人参等。

与此同时，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书籍也远销海外。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虽常思乡心切，却也在异乡生活安稳，胡姬酒肆成了他们最喜欢流连的场所。

当时，长安城中胡姬酒肆遍布，许多由西亚和波斯人经营。这里允许常客赊账，招待客人的多为卷发碧眼的胡姬美女。她们以异域风情，优雅歌舞，热情款待，使得宾客们流连忘返，沉醉其中。

唐朝许多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也常出入这些酒肆。武官诗人李贺在此写下感慨：“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笛，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胡人女乐由此在唐朝越发盛行，唐人海纳百川的思想，使其成为主流的流行音乐，广受欢迎。

加之胡人乐器声音响亮、音色优美且便于携带，更受到唐人喜爱。胡舞不仅仅是舞姿优雅，胡乐的魅力同样不可忽视。

隋唐以前，中国的古乐器较为文雅含蓄，多采用石磬、陶鼓、埙、筝、箫、古琴、编钟和锣钹等传统乐器。自西域民族传入琵琶、胡琴、五弦琴、胡笳、羌笛、羯鼓、唢呐等乐器后，唐乐获得了极大的丰富与更新。

西域音乐相比中原音乐更为豪放，且便于携带。无论是刚劲有力的胡腾舞，还是飘逸灵动的胡旋舞，抑或装饰华美的柘枝舞，都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舞者的表现力。

因此，西域乐器在唐朝极受欢迎。胡乐的加入使宫廷乐队更为壮观，宴饮歌舞更加多姿多彩。尤其是琵琶与中原舞姬的柔美舞姿相得益彰，技艺高超的艺人甚至能边奏边舞。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反弹琵琶舞”的彩绘，生动展现了唐朝歌舞的华丽风貌。

胡乐逐渐成为唐乐的主流，不仅是宫廷乐坊必修课程，也成为民间艺人争奇斗艳的绝技。当时涌现出许多大师级艺人，常受皇宫王府邀请助兴。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精通作曲，擅长击鼓和吹笛，尤为喜爱听琵琶。他常请琵琶大师雷海青入宫表演，并赞扬其技艺特色鲜明：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悠扬婉转，时似狂风呼啸，时如莺燕轻鸣。雷海青因此获封“铁拨子”称号，吸引众多弟子拜师学艺。

胡乐与本土音乐不断融合，形成庄重典雅又宏伟壮丽的宫廷雅乐。从最初仅为宴会增添氛围，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祭祀和庆典礼仪。唐代鼎盛时期，皇家太常寺及鼓吹署注册艺人多达数万人，更不计有众多官伎、家伎及私伎。

雅乐流传至民间，街头巷尾常听人传唱，形成“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热潮，成为雅俗共赏的文艺风尚。这一潮流又被西域民族接纳回去，成为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的诗句，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胡人女乐在唐代宫廷和民间的盛行，充分体现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与包容。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不仅为人们所欣赏，也服务于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交流，促进和平与稳定。其契合时代思想潮流，提升了民族文化素养和生活热情，对各族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基石。各民族的文化瑰宝都蕴含着无尽魅力，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持续存在的价值。

——作者：瑜航

《旧唐书·志·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