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悠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君主都通过开科取士的方式,选拔国家的优秀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因此,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成为无数学子毕生追求的荣耀与梦想。
科举制度延续了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最终被废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前的最后一位状元,他在中国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经历的跌宕人生。
这位状元活跃于晚清乃至民国时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人物。作为中国最后的状元,他的身份使得统治阶层极为重视他的声望,难免将他利用为权力的工具。
然而,他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清高和坚守读书的初心。
他的人生既有在翰林院的辉煌时光,也有回乡隐居的宁静岁月。
他就像是中国科举制度消亡前最后一缕余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1928年一个平凡的下午,这位已近六十高龄的老人握笔在宣纸上挥洒,笔迹遒劲有力,仿佛映射着他一生的坚毅与刚强。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硝烟弥漫在全国大地,局势极为动荡。
但这位老人似乎早已心灰意冷,作为一名隐士,他只愿以诗词为伴,书籍为友,淡泊名利。
这绝非他无能,也非不肯争取。
伪满洲国的溥仪曾向他发出邀请,日伪统治下的北京政府也曾试图拉拢他,但他始终坚决拒绝。
他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更坚守内心的底线。
事实上,他并非缺少家国情怀。
他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亲手为校门题写“铸材炉”,寄托了对后辈成才的殷切期望;只要家族子弟考入中学或大学,他都慷慨承担全部费用;还曾为北京燕冀中学捐款购书,支持教育事业。
1933年,河北因黄河泛滥遭遇严重洪灾,成千上万百姓流离失所。他挺身而出,联合发起成立“河北移民协会”,自掏腰包组织受灾群众迁徙至内蒙古草原,成功救助上千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身为书生,体弱无力,但他用微薄之力默默奉献于教育及公益事业,始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这位就是中国最后的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并非出身名门望族,家族没有文献传承,祖上世代务农。其父为府衙的小差役,母亲则是知府府上的女仆。
虽处晚清动荡时代,刘春霖自幼便展露出惊人的学习天赋。
他的父母也十分开明,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极为重视他的教育,从小便送他进莲池书院就读。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莲池书院的背景。
提到李卫,许多人不会陌生,他在不少反映清朝历史的影视剧中频频出现。
而莲池书院正是李卫任直隶总督时,奉雍正皇帝旨意亲自创办,故又称“直隶学院”。
这所学院逐步发展成为清代北方最高学府之一。
正是在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下,刘春霖得以充分展现天赋。
他在莲池书院苦读十余年,学业卓著,还获得当时院长吴汝纶的特别赏识。
1904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风雨飘摇的晚清皇朝如往年般举办殿试。
刘春霖在这场考试中荣膺状元,达成了封建时代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顶峰荣誉。
此时的他,站在中国士子最高峰,父亲的辛劳、吴院长的培养以及自己多年的勤学苦读终于化作现实。
那年,他32岁。
状元及第后,刘春霖被朝廷委以翰林院职务,进入皇帝的核心文书机关。
清政府清醒认识到自身的落后,积极推动改良派大臣主导的留学生计划。
刘春霖作为状元,自然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在光绪三十一年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学深造。
说到法政大学,或许不为大众所熟知,但这所学校自1904年起接收大量清朝公派留学生。
在这里留学过的中国名人不乏其人,包括“宪政之父”宋教仁、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都曾在此汲取知识。
由此可见,刘春霖的留学之旅含金量颇高。
两年后,他学成归国。此时的他已非当年殿试时的青涩书生,满怀希望要用所学为国家效力。
然而,他归国正赶上清末新政时期,被任命为资政院议员。
为何称之为“不幸”?
因为清末新政本是摇摇欲坠的朝廷为自救推行的改革之一,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便是废除科举。
1904年刘春霖高中状元,次年1905年,科举被正式废止。
真是“刚夺状元冠,科举即废止”,想必刘春霖心中五味杂陈。
新政内容还包括练兵、办学及预备立宪。
这其中“预备立宪”政策尤让刘春霖心灰意冷。
可能受日本留学经历影响,他坚定支持立宪制度。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
然而,内阁成员中九位满族人、七位皇族,实际权力仍牢牢掌握在爱新觉罗家族手中,立宪不过是虚设,天下依旧是家天下。
刘春霖对此深感失望,满腔壮志被挫折压抑,人民怨声载道,革命派日益壮大。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
距刘春霖高中状元不过短短八年,他也因此成为大清的末代状元。
此刻他的内心必然充满痛苦与迷茫。
作为士子出身,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熏陶,他毕生恪守忠诚之道。
如今末代皇帝退位,他却只能孤独徘徊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袁世凯懂得利用人才,他察觉刘春霖的声望与才能,遂邀请其入总统府任职,兼任农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及多个顾问职务。
获新政权赏识后,刘春霖满怀热忱投身农业技术改革,推动农事业发展。
然而,他很快看清袁世凯实质——披着共和立宪外衣的野心家,意图称帝。
1916年,袁世凯死于众怒之下,民国初年中国陷入黑暗混乱。
刘春霖对国家前途茫然不知所措。
甚至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怀念旧主,身穿大清官服参加溥仪的“登基大典”。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乱世中,他也曾任职于徐世昌和曹锟政府,担任秘书厅厅长,还因末代状元身份代表大总统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风光一时。
以他的才华和名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都能在政府中找到一席之地。
然而到1928年,他彻底厌倦了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朝政黑暗。
坚定的立宪派刘春霖毅然辞官隐居,选择远离政治纷争。
他心想:“一切就此结束吧。我曾在殿试拔得头筹,曾赴日本留学报国,曾天真以为皇帝能复辟,朝廷能推行立宪大业,曾为军阀政权效力。如今,这一切都画上句号吧。他们救不了民众,我看不到光明,我选择退出……”
日本人及某些不解他的人视刘春霖为顽固守旧者。
但实际上,隐居期间,河北省长宋哲元曾拜他为师,刘春霖耐心教授,二人交情深厚。
由此可见,他排斥的仅是侵略者及其走狗,而对同胞却极其友善。
刘春霖才华卓越,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已然证明自己。
可惜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晚清至民国,国家内忧外患、政局混乱、战火纷飞,他真正生逢乱世。
袁世凯“称帝”时期的“劝进”,他被迫参与;张勋复辟时,他也出席大典。
在那动荡年代,许多人都会迷失自我,他也不过是凡人,难免迷惘。
然而珍贵的是,他最终能在乱世中果断退出政坛,隐居后找回初心,继续为生民谋福祉。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日本政权的两次邀请,坚决拒绝,无丝毫动摇。
他所书写的《兰亭序》墨迹犹新,隐居岁月中,他写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感慨,或许在感叹命运多舛,若能生于盛世,登状元后一展抱负,何其快哉!
《兰亭序》的墨迹已干,岁月流转。
但刘春霖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他的故事也将代代相传。
——《科举集萃之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