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特赦名单公布，读者朋友们看到其中的杜聿明和王耀武，不禁会有两个问题：首先，杜聿明与王耀武，谁的职位更高？其次，为什么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首批头等战犯名单中有杜聿明却没有王耀武？如果细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

首先看杜聿明和王耀武的职位高低。从王耀武的职务来看，他不仅是“山东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担任了“中执委”，而杜聿明则没有这些职务。王耀武的军政职责更为广泛，可以说是地方和军事的双重权力中心，实际上，他在名义上拥有与杜聿明相同甚至更高的指挥地位。杜聿明虽然是军职，但并未像王耀武那样拥有地方管理权，因此不能算作“封疆大吏”，而王耀武则在这方面拥有显著的优势。

然而，尽管王耀武的职务显得更为显赫，但杜聿明却排在特赦名单的前面，这似乎让人感到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与王耀武职务相仿的高级官员都被列入了战犯名单，如薛岳、程潜、阎锡山等，反而王耀武并未出现在首批名单之中。为什么呢？

王耀武在抗日战争中的确曾立下过赫赫战功，但是否能因此就论功行赏，尤其在特赦名单的排位上，显然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抗战中的功劳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决定性因素往往还是看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需要。在此背景下，王耀武虽然有过辉煌的战绩，但却未能在1948年成为首批头等战犯之一。

我们再回顾相关史料，发现在第二批头等战犯名单中，也并没有王耀武的名字。究其原因，可能与他在1949年时拒绝执行炸毁济南黄河大桥的命令有一定关系。这一决定无疑显示了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和坚决，可能是他未被列入战犯名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9年特赦之前，文强曾为杜聿明作证，证实杜聿明并未使用毒气弹。此举对杜聿明的特赦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若没有文强的证词，杜聿明可能不会出现在特赦名单中。而王耀武在这一点上更为幸运，因为他并未涉及到类似的争议。

杜聿明的确没有使用毒气弹，他的部队也未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使用这类违背国际公约的武器。文强站出来说明，“我们的陆军没有毒气弹，这种罪行应归南京负责。”通过他的澄清，王耀武的部队则并未牵涉到毒气弹的使用，这让王耀武的形象得到了保护。而且，王耀武当年在济南战役的表现，也为他赢得了历史的肯定。

王耀武的谨慎不仅体现在是否使用毒气弹，更体现在他如何处理军事决策。济南战役爆发前，王耀武有过一个大胆的防守计划，他打算将十万驻济军调往徐州，形成一道强固的防线。这一计划得到了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支持，然而当他将这一计划向蒋介石汇报时，却被老蒋激烈反驳，甚至要求他炸毁黄河大桥。这座大桥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还在历史上多次遭遇战争摧残。王耀武在面对这一决定时，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一做法并不符合战略需求，可能反而会给解放军提供更好的攻势。最终，虽然大桥被炸毁，但王耀武坚决没有按命令行动，这一举动无疑为他树立了正面的历史形象。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进一步展现了王耀武的高尚品质。当他在巡视黄河大桥时，发现了一个被解放军俘虏的侦查员。面对这个侦查员的抗议，王耀武不仅没有怒斥，反而命令部下松绑，还赞扬这位解放军士兵是“硬汉子”。这一举动体现了他宽厚的人格和对敌人的尊重。

回到司令部后，当警察局局长提交了二百多名被捕共产党人需处决的报告时，王耀武果断改动了命令，决定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且将他们转移出市。这一举动，再一次证明了王耀武非同寻常的仁爱与坚定。

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淮海战役中，文强曾背着杜聿明放走了七名武工队员，最终也帮助杜聿明减轻了罪责，因此他能够顺利进入特赦名单。王耀武则是凭借着他的人格魅力和果断的决策自我救赎，免于历史的审判。

总的来说，王耀武在历史上是否犯下重大过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炸毁了黄河大桥，是否会改变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也许，正是因为他的道义坚守和非凡智慧，才使他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中，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清白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