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知府的任免权究竟属于吏部还是各省督抚？这是一个读者通过私信提出的问题，恳请御史能撰写一篇关于地方官任免制度的文章。

关于清代地方官的任免问题，若要详尽论述，恐怕需要一系列的专门文章。故此，御史在此只能做一个大致概述，重点讲解知府与知县两个层级的情况。

知府作为地方的中级官员，通常与道员平行，二者常被并列称作“道府”。虽然道与府的级别仅差一级，但在实际的人事任免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光绪会典》记载，清代的道员人数不到一百人，且所有道员均为“请旨缺”，即他们的任免需由皇帝亲自决断。

相较之下，知府的任命则要复杂许多。知府的职位缺额按“冲、繁、疲、难”四个标准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四种，其中“最要缺”和“要缺”属于“请旨缺”。凡是这些“请旨缺”的知府，吏部与地方督抚都无权任命，必须通过军机处提名，再由皇帝最终批准。

以江苏省为例，江宁、苏州、镇江、常州、扬州、徐州、松江、淮安等地的知府多为最要缺与要缺，其余省份也有不少府级职位属于“请旨缺”。这表明，皇帝对于道府层级的地方官十分看重，赋予了吏部和督抚相对较少的任免权。

除了“请旨缺”外，二字的中缺与一字的简缺知府的任命权则由吏部或各省督抚掌握。具体划分标准依据地理位置而定。中原省份的中缺与简缺知府，任命权一般由吏部负责，而边疆省份的中缺与简缺知府则多由督抚负责提名，特别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绝大多数知府的任命都由督抚把控。这是因为边疆地区治理相对复杂，中央选派的知府难以应对当地特殊情况，督抚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干之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清代知府的任免大多数掌握在皇帝手中，少部分掌握在吏部，而督抚的任免权则主要集中在边疆省份。至于知县，由于其职位较低，皇帝在任免上很少干预，主要由吏部和地方督抚负责。清初时期（顺治与康熙两朝），不论是四字最要缺还是一字简缺，所有知县的任命权均在吏部手中。

当时的知县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也未形成“冲、繁、疲、难”这种标准，更多是根据各县的赋税多少来决定知县的“缺分”。然而，这种标准显然存在问题，因为不同县的情况差异很大，仅凭赋税多少来划分“缺分”容易导致“人地不宜”，无法有效治理。

雍正即位后，针对这一问题，他积极采纳各省督抚的建议，决定以“冲、繁、疲、难”四个标准重新调整全国知县的缺分。这一新的标准制定后，大多数知县的“缺分”依然是中缺和简缺，最要缺和要缺的知县相对较少。但新标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吏部在选拔知县时，往往更多看重出身和资历，而忽视了候选人的行政能力。这意味着，许多被选为最要缺、要缺的知县上任后，无法胜任繁重的工作。

对此，各省的督抚开始提出意见，建议最要缺与要缺的知县应从本省知县中选拔，确保人选更了解本地的风俗和民情，从而更为得力。督抚的建议可谓合情合理，毕竟只有在本省任职的知县，才能更好地应对地方上的复杂问题。雍正皇帝听取了这一建议，开始将最要缺与要缺知县的选任权交给地方督抚，这便是所谓的“题缺”制度。

虽然“题缺”制度本身是出于实际需要，但也无形中削弱了吏部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督抚们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吏部与督抚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并日益严重。

进入乾隆朝后，许多省份的督抚借着“地方难以治理”的借口，将中缺、简缺的“请旨”改为要缺，这样一来，知县的任命权就完全归督抚所有。乾隆皇帝非常精明，他很清楚督抚看似为国家着想，实则是在争夺权力。因为只要将“请旨缺”改为“要缺”，就意味着知县的任免权落入督抚手中。

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乾隆皇帝明令规定，任何地方不得随意更改既定的缺分制度。尽管督抚们不断争取更多人事权力，但乾隆朝廷对此保持警惕，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外，大多数知县的缺分制度保持原状。

总体来看，雍正以后，督抚的任免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但大多数知县的任命权依然掌握在吏部手中。这一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督抚权力的进一步上升，吏部的权力也逐渐被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