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皇帝通常会根据高级官员生前的功绩来决定其死后的荣誉。由于清代是一个满洲建立的政权，皇帝对待这些荣誉的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这些荣誉种类繁多，少则数种，多则十几种，但其中最具含金量的无疑是以下几种。

在清代，高级官员的忠诚与牺牲通常会在其去世后得到应有的回报，皇帝根据古代的传统，会赋予他们特别的待遇。尽管如此，无论哪个朝代，能够被配享太庙的难度都极大，除非是开国功臣或是有重大贡献的官员，否则一般不会获得此殊荣。清代特别突出了这一点，因为作为满洲统治的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就实施了崇满抑汉的政策，这使得汉族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相较于满洲贵族，几乎没有机会得到如此高的荣誉，配享太庙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太庙是清朝极其重要的宗教与政治场所，不仅供奉历代帝王和皇后，还有12位宗室王公及12位异姓大臣。从历史的配享名单来看，除了少数几位蒙古王公与汉族大臣张廷玉外，大部分配享者都是满洲贵族。之所以太庙的地位被看作是最高的，除了它在宗教上的意义，还因为它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每当提到明清皇宫建筑等级时，我们普遍认为太和殿是最为尊贵的，但事实上，太庙的地位甚至高于太和殿。原因很简单：太庙供奉的是历代的列祖列宗，这本身就使得它在皇权体制中的地位无法动摇。即使是权势至高的现任皇帝，踏入太庙时也会自觉履行子孙之礼，恭敬地向祖先行礼。

此外，按礼制规定，每逢重要节气，皇帝需要亲自前往太庙进行祭祀。即使是那些较为普通的节日，皇帝也会委托礼部去进行祭祀仪式。皇帝在太庙祭祀时，通常会为那些配享太庙的功臣上香，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荣誉。因此，能够被配享太庙的官员无疑在朝廷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张廷玉正是因此被誉为清代的第一汉臣。

在清代，“易名之典”即赐谥制度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特殊奖赏。赐谥是自古以来针对大臣的一项特权，普通官员除非获得特赦，否则很难被赐谥。清代的谥号制度相当完善，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才能获得谥号，然而，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死后有时也并不会被赐谥。通常，达到二品及以上的官员去世后，都会获得谥号，而其中以“文”字开头的谥号级别最高，尤其是“文正”这一谥号，被视为极高的荣耀。

谥号的授予代表了朝廷对官员一生功绩的肯定，是“盖棺定论”。如果某位官员死后未获得谥号，那就意味着他的一生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这在清朝官场中是一种非常耻辱的事。实际上，清朝时期，获得“文”字谥号的官员仅有百余人，而诸如“文正”、“文忠”、“文襄”这些高级谥号总数不过二十余位，堪称凤毛麟角。

此外，清代对死后能得到供奉的高级官员，还有两大特别场所：太庙之外的贤良祠和昭忠祠。贤良祠供奉文官，昭忠祠供奉武官。虽然进入这两座祠堂的官员众多，但其中大多为品级较低的官员，所以这些地方的含金量远低于太庙。然而，专祠则属于另一层次的荣誉，它是皇帝为某位大臣专门建立的祠堂，地位仅次于太庙。享有专祠荣誉的官员极为稀少，像遏必隆、李鸿章等人都曾享有此待遇，足见专祠是不可多得的至高荣誉。

“入城治丧”是对官员死后的另一个特殊待遇。虽然现代在城市中举行丧礼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但在古代，能够在京城或省城举行丧事，意味着这位官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在古代，丧礼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如小殓、大殓、出殡等。通常情况下，官员死后需要将灵柩送回其家乡安葬，而进入京师或省城的丧礼，几乎只有极为尊贵的高级官员才能享有。一般的官员，特别是侍郎和巡抚等级别的人，通常无法得到这种待遇。

官员死后，朝廷会通过加官进爵的方式来表示对其生前功绩的认可，这不仅是对死者的荣誉，也是一种不需要占用现有编制的象征性奖励。通常，官员死后会根据其生前职务提升一级，像道员升为按察使、按察使升为布政使、侍郎升为尚书等，都是常见的安排。当官员升至尚书级别后，就不再简单地升为协办大学士或大学士，而是会被授予一些荣誉虚衔，如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荣誉头衔。

在大学士中，若生前已获得“三少”的头衔（如少师、少傅、少师），那么死后可能获得“三公”的头衔（太师、太傅、太保），但这一荣誉极为稀有。总体来说，清代大学士获得这一荣誉的数量不多。

除了这些主要的荣誉，还有一些如赐祭、赐丧葬银、赐陀罗尼经等形式的奖赏，通常情况下，大臣去世后的荣誉待遇会是多重叠加的，几乎没有人仅享有单一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