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突然病重倒下，生命进入倒计时。

临终之际，他留下遗书给扶苏，内容仅是“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句简短的话语实则是隐晦的命令，意味让扶苏赶回咸阳主持葬礼，实际上也就是暗示扶苏应继承皇位。

然而，这次权力交接异常仓促，秦始皇直到病重才决定继承人，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忌讳的。随后秦始皇于沙丘病逝，赵高利用机会，拉拢皇子胡亥与丞相李斯密谋篡改遗诏，逼迫扶苏自尽，秘密未发丧就返回咸阳，扶立胡亥为帝，即历史上的秦二世。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沙丘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阴谋典范，胡亥的诈立是秦朝迅速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剥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生存契机，加速了其灭亡。千百年来，这一历史事实几乎被学界普遍接受。

然而，也有学者对这段政治阴谋提出怀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史记》所记李斯、赵高密谋篡位乃“秘中之秘”，当事人不可能外泄，因此沙丘之变恐有后世“创作”成分。虽然如此，至今没有发现能推翻《史记》记载的其他史料。

近年来，随着部分地下文献的出土，沙丘之变呈现出另一种可能的历史面貌，引发人们质疑：秦朝的政治历史或许需要重新书写。

2015年，北京大学公布了藏西汉竹简《赵正书》的全文。

“赵正”即秦始皇，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名政，姓赵。”《赵正书》记录了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至秦朝灭亡期间的一些细节，正好对应《史记》中胡亥诈立的那段时间。

开篇即与《史记》大相径庭：“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势严重，长叹流泪，问左右曰：‘天命不可更改乎？吾未尝病此等，悲伤甚……’”可见秦始皇早已预感五十岁便会死，出巡也是想逆转命运，奈何终究不敌病魔。

临终，秦始皇召见李斯，说：“吾霸王之寿已足，不忍吾子孤弱。……恐大臣争斗，祸及黎民。吾忧心子弱，民蒙其害，死犹不忘。请为嗣君议之。”他担忧身后权臣相争，民不聊生，托付李斯推荐继承人。

李斯未直言，而是极力称赞秦王业绩，承诺鞠躬尽瘁。秦始皇感动落泪：“吾不疑子，子我忠臣，其议所立。”

随后李斯与冯去疾跪请：“请立子胡亥为继承人。”秦始皇允诺：“可。”

此时赵高尚是被罚的隶臣，未有资格插手朝政。依《赵正书》记载，胡亥的继承是合法程序，根本无须阴谋篡位。

其后，《赵正书》内容与《史记》大致相符。胡亥继位后，杀扶苏、蒙恬，子婴数次谏言，胡亥置若罔闻。胡亥甚至下令杀李斯，李斯在狱中自辩，陈述功绩，但未能说服胡亥。在此书中，许多决策显然是胡亥本人主导，非赵高指使。

当胡亥命杀李斯时，子婴再次谏言：“不可。变革风俗、废法令，诛杀忠臣而立无德之人，使其以法纵欲，行不义，必有后患。大臣暗中谋变，百姓怨声载道。外有敌兵，士卒劳苦，赋税加重，内忧外患，危险已至。”此番话未见于《史记》。

最终胡亥杀李斯，赵高代行丞相职权，不久赵高又杀死胡亥，章邯返师咸阳杀赵高。至此，《赵正书》终结。

末尾有评语：“曰：胡亥不听谏言，立四年即死国亡。”此语显露《赵正书》成书后曾流传一段时间，抄写者以史为鉴，补充历史评议。学界推测其成书于西汉早期。

可以推测，《赵正书》作者和司马迁在撰史时参照了部分相同史料，但因政治或意识形态差异，对秦二世继位记载产生分歧。

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一份秦二世元年文告，内容大意：

“天下哀悼始皇帝逝世，朕奉遗诏，举行盛大宗庙仪式，废除不合时令律令。今赦免流罪，宽恕百姓，减轻税负，抚慰官民，政令通达，务求安定。”

此文旨在显示胡亥即位后，试图稳定人心，宣示礼敬父皇、宽仁待民的形象。

但这份诏书虽可与《赵正书》部分内容呼应，却不足以完全证明胡亥为贤君。毕竟，历史上的帝王登基多自我粉饰，书面政令难免修饰掩饰。

回到最初的问题，秦二世究竟是否合法继位？是选择信任《史记》中的阴谋诡计，还是相信《赵正书》所述的正统继承？一个是司马迁笔下的正史巨作，一个是身份不明的文献，两者难以轻易评判高下。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胡亥正式登场。那年秦始皇出巡，身边有二十岁左右的胡亥随行，不仅是游览，更有传授政务的深意。

当时困扰秦始皇最大的问题是东方社会的分裂与异议。著名的焚书坑儒，更像是一场失控的文化战争。学者翦伯赞指出，秦代并非一开始就无差别焚毁文献，而是逐步演变而成的局面。

封禅时期，朝中有人讥讽秦始皇“遇风雨”；咸阳宫中宴饮时，有人公开反对郡县制，主张分封制；方士批评皇帝滥杀无辜……层出不穷的批评与挑战，使秦始皇深感忧虑，担心嗣君未来会被东方反对势力利用，推翻他的政绩。或许这也是迟迟未定继承人的原因之一。

扶苏曾劝谏说：“天下刚定，边远地区未稳，东方学子念法孔子，现行严法恐难长久。望陛下慎重考虑。”扶苏试图缓和矛盾，争取东方士子支持，寻求平稳转型。然而，秦始皇认为这等妥协是软弱，遂派扶苏出任边远重镇上郡，远离政治中心。

扶苏为人仁厚，能与东方士子合作，似乎是秦朝未来转型的最佳人选，但正因如此，他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日益下滑。两年后，他收到赐死诏书，蒙恬劝他不要轻易自杀：“使者未必诚，宜再请诏，莫轻弃命。”扶苏却回应：“父命子死，何复请诏！”显示其过于迂腐或早已接受父亲抛弃他的事实。

扶苏出走之际，胡亥恳求随父出巡，获准随行。

贾谊曾记述胡亥童年逸事：“胡亥与多兄弟为公子，宴会中见群臣陈列鞋履，竟践踏而去。诸侯闻讯，均感惋惜。及其即位，世人皆知其弃群臣之举。”这反映胡亥幼年时的无礼与不被兄长制约的特殊地位。

胡亥长大后，赵高成为其导师。赵高“通狱法”，与东方士子截然不同，契合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以吏为师”的理念。赵高与蒙氏兄弟及军功将领不和。值得注意的是，赵高犯罪后，蒙毅曾奉法处理，导致两人结怨，但最终秦始皇赦免赵高。

局势明朗：扶苏依托军功集团与东方精英，胡亥则依赖法家权臣赵高和丞相李斯。秦始皇选择胡亥继位颇具合理性。

司马迁虽说扶苏为嗣君，却《史记》中多处暗示秦始皇真正看重的是胡亥。

如记载胡亥欲杀蒙毅时对他说：“先主欲立太子，你反对。丞相以你不忠为由，已连累你的宗族，我不忍心，赐你死，是幸事。你要自己图谋出路。”蒙毅回驳说：“若不明先主心意，臣早已辞世。臣不疑太子独自处理政务，远离诸公子，我无异议。立太子是数年积累，不敢谏言，更不敢谋逆。非为辞避死，也为免辱先主名声。”蒙毅承认胡亥为太子，也证实“太子独往，远离诸公子”为事实。

胡亥继位后，行事颇具秦始皇遗风。曾模仿父亲巡游天下，回宫后，赵高进言：“先帝统治多年，群臣敬畏，不敢造次。如今陛下年轻，即位，竟与公卿政事纷争，犯下大错，显示朝廷不稳。”此后，胡亥多居深宫，成为赵高傀儡的说法由此而生。但居宫禁乃法家统治策略之一，即“独掌权柄，制约臣下”。

即便承认胡亥合法继承，也难掩其昏庸残暴的本质。他既无父亲的雄才大略，又在危机时采取残酷内杀和外耗民力，必然导致亡国。

沙丘之变仍存诸多疑点。

早于《史记》的《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以及稍晚的《盐铁论》，几乎未提二世篡位。既然这是秦朝覆灭的关键，理应大书特书，然而汉初文献寥寥。陈胜起义时曾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公子扶苏。”他仅强调扶苏更适合为君，却未直斥胡亥篡位。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描述自己书写《史记》的动机，完全出自个人心志，未引用外史，却未质疑胡亥继位合法性。

众多疑点是否意味着司马迁“篡改历史”？

《史记》中关于胡亥篡位论述多处，构成一条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若全为伪造，工程庞大。至少说明西汉初期人们普遍相信胡亥为篡位者，司马迁忠实记录了这种流传的历史记忆。《赵正书》或代表另一种被遗忘的记忆。正如益阳出土的缓刑恤民文告流传，但人们依然认定胡亥“非当立”。

距秦亡仅百年，司马迁未能揭开真相；两千年后的今人，掌握材料更少，自然难下定论。除非有更确凿证据出现，否则不能轻易推翻司马迁的叙事，但保持疑问态度尤为重要。

秦为何亡？汉为何兴？西汉人反复探讨。

楚汉之际，人们认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即皇位唾手可得，谁能者得之。贾谊《过秦论》云：“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名曰亡秦，实因利也。”函谷关破，秦军显疲态，关中非铁壁，反秦成了利益驱动的选择。

最典型例子是怀王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在洛阳南宫设宴，部下议论何以得天下，何以失天下。众说“陛下与天下共享利益”，刘邦回应：“运筹帷幄不如子房，抚民赈饷不如萧何，统兵作战不如韩信。吾能用三杰，故得天下。项羽有范增而不用，是我胜也。”

此言反映观念：刘邦凭个人魅力聚贤才夺天下，一切成败系于人力。

汉初士人分析历史各角落，探究人力因素。《赵正书》结语“胡亥不纳谏，立四年身死国亡”，即一例。类似观点还有二世残暴、权臣倾轧、刑罚苛刻、内部分裂等。

当江山稳固，“人”的作用不再显著。陆贾对刘邦言：“秦已并天下，施仁义，法先圣，陛下何以拥有？”刘邦愧色不悦。汉兴非必然，后人取代合理。刘邦战伤，吕后请医，他怒曰：“吾以布衣剑客得天下，乃天命，虽扁鹊何用！”秦亡汉兴自此笼罩天命色彩。

司马迁撰《史记》时亦迷惘。一方面描绘帝国覆灭，诸侯逐鹿，彰显“人”之力。另一方面博览群书后感慨汉兴似天命。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太史公读史曰：初作乱起于陈涉；灭秦之暴虐自项氏；平定天下成汉家。五年之内，号令三更。自生民以来，未有受命如斯之速。昔虞夏兴起数十年，德洽百姓，政令得天助，乃得在位。”古代帝王耕耘多年方登基，汉却短短数年兴起，司马迁不禁感叹：“岂非天哉！”

现代视角虽无此感慨，却常归于兴亡规律，似有某种力量推动历史。人向“天命”屈服乃人性所致。面对复杂历史，人们总寻求确定性。历史纷繁，但或许只需一个真相。

秦二世继位之谜，《史记》中疑点重重，或许是司马迁对天命与人力矛盾的记录。司马迁的迷惘，正反映了一个难解的历史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