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第8军军长郑洞国正在第6战区前线指挥作战，忽然接到紧急召回重庆的命令。据传是蒋介石亲自召见他。郑洞国心里清楚，这绝不会是升职或免职的消息。因为依照惯例，他这样级别的军官的任免一般都是由战区长官部转达，根本无需亲自到重庆见蒋介石。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不仅亲自点名要见他，而且还急切催促，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人一见面，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说：“任命你为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这消息让郑洞国大为震惊。杜聿明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任命为新1军军长？如果不是杜聿明，那为何也不是邱清泉？

作为第5军的老将，郑洞国深知第5军的组织构架。昆仑关大战后，几乎所有人都被处分、降级或免职，唯独邱清泉和廖耀湘逆势提升，分别被提拔为第5军副军长和新编22师师长，这足以说明蒋介石对他们的偏爱。

尽管远征军核心以第5军组建而成，且遭受沉重损失，廖耀湘麾下的新编22师仍保有精锐。既然不让杜聿明担任军长，按理说应该轮到邱清泉才对。郑洞国心中的疑虑日益增长。旁边的何应钦解释说，不是不想让邱清泉担任军长，而是他的性格如烈火，难以与史迪威相处融洽。

听罢，郑洞国豁然开朗。自己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性格老实，能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可是，他也明白，曾经被誉为老好人、能够吃亏的罗卓英和杜聿明都未能承受这压力，自己真的能够吗？

事实上，郑洞国并不知道，最初新1军军长的候选人共有三人：邱清泉、黄维和李及兰。他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邱清泉脾气暴躁，黄维过于呆板，李及兰缺乏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最终，他才被选中。

军令已下，郑洞国只能接受现实。1943年3月，他飞赴印度兰姆珈营地，正式出任新1军军长。到了兰姆珈营地，他才体会到，史迪威领导的盟军并非容易打交道，甚至可以说极其难缠。

根本原因在于，史迪威希望将中国驻印军改造成一支殖民军。他时常在蒋介石耳边强调中国士兵训练得好，但军官水平差，力图从本土调派军官取代中国军官，以实现由外国军官指挥中国士兵的目标。

若蒋介石答应这一条件，中国驻印军不就变成了类似英印军、英缅军那样的殖民军吗？这种提议，即使是把握军权一生的蒋介石，也绝不会同意。罗斯福和马歇尔对此也颇为怀疑，认为史迪威的设想过于异想天开。

计谋受挫后，史迪威另施妙计，他在驻印军各级派遣联络官，但这些人大多并非正规军官，而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只经过简短的预备役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和基本军事知识。

试想，这样一批人天天在罗卓英、杜聿明面前指手画脚，谁能忍受？因此，冲突不断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对此也无可奈何，毕竟美援分配权握在史迪威手中。

在二战时期，英军、美军、苏联军队获得的美援远比中国多得多，中国获得的援助少得可怜，且这瓶水的饮用权不在中国，而必须通过史迪威。史迪威深谙此点，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卡制蒋介石，索取利益，谋求自身与本国利益。

罗卓英和杜聿明看清形势，才会与史迪威不断抗争。然而结果是蒋介石不敢得罪史迪威，害怕失去美援，于是将两人调回国内，改派郑洞国前往驻印军。

郑洞国刚到驻印军，就遭遇“下马威”。新1军参谋长和驻印军参谋长在讨论作战部署时发生争执，本应是正常事，但美方参谋长竟以职权停掉了新1军参谋长的配车。此举既卑劣又幼稚，令人侧目。

郑洞国迅速将此事上报战区，史迪威也不得不介入，只能将那位美方参谋长调离。更令人气愤的是，史迪威下令新1军只能训练连、排级官兵，高级军官不得参加装备训练。

这对部队指挥极为不利，因高级军官不了解美式装备性能，战时指挥必然受阻。郑洞国多方交涉，苦苦游说盟军军官，终于勉强获得同意，但史迪威仍不断刁难，如以“浪费”为由不给郑洞国配轿车，改配吉普；不给新1军司令部安排警卫；甚至不允许中国军人穿本国军服。

不少人认为这是史迪威的歧视和偏见，但根本原因是他想通过种种手段逼走中国军官，好夺取新1军指挥权。

然而，史迪威算错了。郑洞国虽然屡受屈辱，但只要不过分，他都忍了，因为他知道，个人受辱是小，抗击日军才是大局。

新1军反攻缅北有四道关卡：野人山、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密支纳。1943年3月，孙立人率新编38师经过近7个月艰苦作战，于10月攻克野人山。旱季来临，驻印军展开旱季攻势。

1944年3月初，廖耀湘率新编22师打通胡康河谷，重创日军18师团。此前，新1军两个师指挥权均掌握在史迪威手中，但战绩突出后，史迪威意识到这两位师长远胜手下那些由少校、中校迅速晋升的军官，不得不放手，郑洞国也因此获得更多自主权。

攻破胡康河谷后，接下来是孟拱河谷。史迪威突发奇想，若在孟拱河谷战役同时派出一支奇兵攻占密支纳，必能出其不意，取得胜利。

他向蒋介石商议，蒋介石当即批准。但向英军将领提议时遭遇拒绝，英方认为密支纳防御严密，地面与地下工事纵横交错，日军驻守坚固。

史迪威与英军统帅蒙巴顿意见不合，遂决定撇开英军自行行动，组建一支由中、美军混合的6000余人特遣队。

战前约定，行军途中能避则避，必要时小规模交战，目标只有密支纳。1944年5月17日，特遣队秘密潜入密支纳，首战便夺下机场。史迪威大喜，催促后续部队赶来。

大批中国新兵蜂拥而出，但史迪威轻敌，没有集中兵力发动总攻，反而分散使用，导致攻势受挫。

日军认识到密支纳是缅北最后据点，急速增援兵力，从一个大队迅速扩充到两个联队，约6000人。

攻势陷入困境，史迪威在密支纳驻足观察一个多月，看到他的军官指挥水平不佳，甚感忧虑。尤其孟拱河谷战事仍在进行，若18师团长田中新一决定撤兵回援，驻印军可能遭两面夹击。

尽管可能性不大，仍需防范。盟军军官在密支纳的表现令人失望，史迪威决定让中国军官接手指挥。

沉寂一年多的郑洞国终于披挂上阵。7月6日，他抵达密支纳前线，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攻克密支纳难度不大，关键在于解决两大心结：理解中国官兵心理和信任中国部队。

史迪威将指挥权交还中国驻印军，第二个心结已解。7月7日即将到来，史迪威不理解这一日期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但郑洞国深知其象征意义，特下达“七月七日令”，号召官兵以此战洗刷耻辱。

战场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中国士兵英勇冲锋，迅速突破日军城防，战斗转向城内。

但勇气之外，更需策略。因城中多为日军筑建的坑道工事，郑洞国与中国将领发明了堑壕战术。

这场人类战争史上首次以堑壕战对抗坑道战的较量，双方都在挖掘，但关键是灵活运用。中国军队挖蛇形堑壕，延伸至日军坑道，用长竹竿将手榴弹送入坑内，“砰”地一声，坑道被歼灭。

如此，堑壕战在密支纳城内不断蔓延，将日军坑道逐一摧毁。堑壕灵活多变，而日军坑道一旦构筑完成，便无法转移，只能固守挨打。

郑洞国用灵活的堑壕战克服了日军坚固的地下工事，取得决定性优势。

地下阵地拿下，地面据点自然更易攻克。过去中国部队缺乏强大火力，攻坚日军工事头疼不已。

此时好消息传来，孟拱河谷战役胜利后，重炮和坦克部队顺着新修公路赶抵密支纳，战局大为改观。

炮兵对准日军工事轰击，昔日坚固防御顷刻崩溃。坦克出动，将残余日军碾压消灭。

1944年8月3日，中国驻印军发起密支纳总反击，守城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绝望自尽。两天后，战役结束。

同日，史迪威如愿晋升四星上将。然而在战役关键时刻立功的郑洞国虽被提升为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却依旧遭受史迪威的“特别照顾”，唯恐他夺走权力。

郑洞国始终保持冷静淡定，心怀国家与抗战大义。至于史迪威，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