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商后，将召公奭（shì）封于北燕，建立了燕国。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燕国才被灭亡，成为姬姓诸侯国中最后消失的一个，存在时间甚至超过了周朝。《史记》记载燕国“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这充分体现了燕国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数千年来，人们对这段历史坚信不疑，但随着近代疑古派的兴起，燕国的历史真实性遭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周初根本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族所建。为了融入华夏正统谱系，便以召公奭为其祖先，借以自称正统诸侯。

然而，现代考古的发现有力驳斥了这一疑问，证明燕国确实存在于北京地区。诸如“西周克盉（hé）”、“堇鼎”等青铜器铭文，证实了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召公之嫡长子“克”被派往燕地建国，当时的燕国名为“匽国”。这些实物证据再次验证了中国古代史书的可信度。

不过，燕国的历史确实颇为离奇。史书记载“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表明燕国历史出现了长达九世的断层。这个断档究竟因何而起？现代考古除了证实燕国的存在，也对这一历史断层提供了合理解释。

从20世纪20年代起，华北地区频繁出土周代青铜直刃短剑，最初被认为是辽西或草原民族的遗物。到了90年代，北京延庆县军都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发现了600多座墓葬，出土文物近7万件，其中青铜器达1.7万件，年代距今约2500年。墓葬习俗与周边截然不同，出土的大量直刃匕首型青铜短剑也与辽西及草原地区的曲刃青铜剑大相径庭，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军都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剑经过科学检测，含锡量虽略低于中原，但锋利度仅稍逊，整体性能优于其他游牧民族武器，显示其背后的势力极为强大。

那么，军都山遗址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在历史文献中有无记载呢？《史记》载“唐虞以上有戎、猃狁、荤粥，居山戎巨手图腾于北蛮”，表明早在尧舜时代，北方就有以山戎为代表的部族，他们以射猎为生，游牧而居，机动性强。

春秋时期，史书记载山戎势力异常强大，多次侵扰晋、郑等诸侯国，燕国更是多次遭受山戎打击，被迫迁都，甚至向齐桓公求援。综合考古与文献，学界普遍认为军都山遗址即为山戎部族的活动区域。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在《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中指出：“军都山遗址首次证实了北京北部山区曾是山戎活动的重要地域。”更关键的是，考古证据恰与史书记载相符。

召公奭作为周初重臣，被封于北燕，肩负经略东北边疆的重任，燕国因此成为边疆重镇。然而，燕国历史颇为凄惨，史记仅略述召公奭，随后九世君主记载极为简单，只有“某卒”“某立”之类的断章，直到燕昭王时期史料才逐渐丰富。这在周朝大诸侯国中极为罕见。

传统观点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对燕国史书尤其厌恶，导致燕国史料残缺不全。但结合军都山考古，九世断档更可能与山戎频繁侵袭、燕国动荡不安有关。

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遗址的发现，出土了“西周克盉”、“堇鼎”等铭文，规模宏大，基本证实琉璃河即燕国最初的都城，距离军都山遗址不远。

燕桓侯时，因山戎入侵被迫迁都临易（今河北雄安新区）；燕庄公时，山戎再度大举进犯，燕国命悬一线，求助齐桓公。齐桓公不仅救燕，还灭了孤竹、令支两国，保全燕国。由此可见，军都山遗址很可能正是史书记载的山戎势力所在地。

燕国历史的中断，很可能因山戎入侵不断，国家处于动荡状态，无暇顾及史料记录，甚至史书丢失。长期遭受山戎压迫，也令燕国国力日渐衰弱，《战国策》言“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由此可见一斑。

山戎还与中国古代一场重要军事变革有关，这场变革奠定了步兵为主的军制格局。山戎主打步兵，机动灵活；而中原诸侯则重用车兵，虽在平原有效，但在山地难以发挥优势，因而常被山戎击败，燕国长期受其威胁。

郑庄公时，采用诱敌深入、埋伏突袭战术，曾击败山戎一次，但车兵对步兵的弱势依旧明显。为此，郑庄公改进战车及步兵队形，创造了“鱼丽之阵”。

春秋时期，山戎多次侵扰晋国。魏舒奉命讨伐山戎，面对崎岖山地，车兵无力取胜，不得不改革军制，将车兵转化为步兵，即“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最终取得大捷。此举为魏国后来重装步兵“魏武卒”的出现奠定基础。

经过郑国、齐国、晋国等诸侯多次抵抗，尤其魏舒推行步兵制后，山戎势力于春秋晚期逐渐消失于史籍。可见，山戎确实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无论燕国的国力还是兵制，都难以抵御山戎的进攻。

参考资料：《史记》、《“山戎”何处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