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的巴丘，江风凛冽。

东吴大帐内，曾经意气风发的周郎此刻已瘦骨嶙峋。他强撑病体，在写给主公孙权的最后一封信中发出锥心警告：“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字字如刀，直指那个寄居江东的枭雄，刘备若不除，东吴必危！

这位刚在赤壁大破曹操的统帅，此刻却因旧伤反复发作，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他挣扎着向匆匆赶来的孙权当面痛陈：“刘备占了益州，以后肯定还要扩张，咱们必须趁早动手除掉他！”话未说完，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进言。

江东柱石的最后谏言

东吴的江山半壁，处处烙印着周瑜的功勋。孙策以“小霸王”之勇横扫江东时，是周瑜默默为他统筹后勤、治理州郡，孙策甚至只需“负责盖章”。

当孙策遇刺身亡，周瑜又成为孙权最坚实的支柱。赤壁之战前夜，东吴群臣多主投降，唯有周瑜与鲁肃力排众议，最终以一场大火烧退曹操八十万大军，这场战役的真正指挥者，是周瑜而非《三国演义》中神化的诸葛亮。

然而赤壁的辉煌余烬未冷，周瑜已在南郡血战中身负箭伤。他率军与曹仁苦战一年，最终夺下江陵要地。正当他筹划挥师西进取益州时，却突然病倒于巴丘。

病榻上的周瑜得知刘备夺取益州，急得当场咳血。他比谁都清楚：益州沃野千里，刘备得此根基，如同困龙入海。曾经的盟友，即将成为比曹操更危险的敌人。

一念之差

面对周瑜临终前的警告，孙权陷入两难。他何尝不知刘备的威胁？但曹操雄踞北方，随时可能再度南侵。此刻若对盟友动手，岂非自毁长城？

“公瑾，先养好身体。曹操才是心腹大患，眼下还是得稳住和刘备的联盟。”孙权最终这样回复。

望着周瑜失望的眼神，他内心也有苦衷：当年赤壁战后，刘备已趁势占据了荆州南部。若强行软禁刘备，必将引发火并，而曹操的军队尚未远遁。

更关键的是，周瑜病逝后，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成为决策核心。他劝说孙权借出南郡给刘备“暂驻”，为日后孙刘反目埋下祸根。

这一决定彻底打乱了周瑜生前制定的“先取益州”的战略蓝图。

当刘备以借来的荆州为跳板攻占益州，孙权派人索要荆州时，刘备的推脱之词令人心寒：“拿下益州就还→拿下汉中再还→只认刘备诏书”。关羽镇守荆州时，更对东吴使者口出狂言。

十二年的养虎之患

时间证明周瑜的预见何等精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忍无可忍，命吕蒙白衣渡江，趁关羽北伐之机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

消息传到成都，刘备悲愤交加。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他登基称帝仅数月，便倾举国之兵顺江东下。复仇的怒火化作漫天战旗，蜀汉大军如洪水般冲破吴军防线，直逼夷陵。

此时距离周瑜去世正好十二年。东吴朝野震动，孙权环视群臣，竟无一人可挡刘备兵锋。危急关头，年轻的陆逊被推上帅位。他在夷陵一线深沟高垒，任由蜀军叫骂，坚守不出。

酷暑中的公元222年，刘备大军在山林间扎下连营。陆逊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一把大火烧尽蜀军七百里连营。刘备仓皇逃至白帝城，不久含恨而终。

夷陵之战虽胜，东吴却付出了惨痛代价：孙刘联盟彻底破裂，精锐部队损失惨重。而曹魏坐山观虎斗，势力愈发强大。

被改变的三国命运

回望周瑜生前的战略构想，更显孙权未听忠言的遗憾。周瑜的“天下二分计”宏大而清晰：夺南郡后立即西取巴蜀、兼并汉中，结连西凉马超，最终与孙权会师襄阳，共图中原。

这与同时期甘宁提出的“据楚关以渐规巴蜀”不谋而合。若能实现，东吴将完整控制长江流域，如同后来南宋的岳飞以襄阳为基地北伐中原，进可争天下，退可保江南。

周瑜的战略眼光超越时代。他深知仅占荆州而无益州，则长江天险仍与敌共有，后来的历史残酷印证了这一点：晋灭吴、隋灭陈，皆是从益州顺流而下突破荆州；甚至蒙元攻宋，也先取四川再图襄樊。

可惜周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他的继任者鲁肃转向保守的“借荆州”策略。当吕蒙最终夺回荆州时，襄樊要地已落入曹魏之手。荆州孤悬敌围，成为东吴永远的国防噩梦。

长江的波涛拍打着建业城下的战船，晚年的孙权或许常在船头北望。夷陵的烽烟散尽后，当他读到周瑜旧信中“刘备寄寓，有似养虎”的警句，握简的手是否微微发颤？

十二年前病榻前的谏言化作现实，荆州几度易手的拉锯耗尽东吴元气，夷陵的惨胜让曹魏坐收渔利。

当陆逊在火光中拯救了摇摇欲坠的东吴政权，周瑜临终的叹息仿佛穿越时空，回荡在长江之上。

这位早逝的统帅未能实现的“天下二分计”，最终成了史书里一行行带着遗憾的墨迹。

迟来的醒悟与沉重的代价

夷陵那场冲天的大火虽然烧退了蜀汉大军，保住了江东基业，但孙权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看着战后满目疮痍的长江沿岸和军营里疲惫不堪、减员严重的士兵，他终于无比清晰地体会到了周瑜十二年前那锥心刺骨的警告。

周瑜那句“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仿佛就在耳边回响。当初那个看似落魄、寄人篱下的刘皇叔，如今竟能调动如此庞大的军队，差点将东吴逼入绝境。这头“猛虎”，真的养成了，而且差点反噬了主人。

更让孙权忧心忡忡的是北方的虎视眈眈。曹操虽已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去世，但他的儿子曹丕动作更快，就在夷陵之战爆发的第二年（公元221年），他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建立了魏国，登基称帝。

当刘备和孙权在夷陵拼得你死我活时，曹丕正稳坐洛阳，冷眼旁观这场昔日的盟友厮杀。东吴在夷陵虽然惨胜，但国力损耗巨大，军队疲惫，精锐损失不少。

如果此时强大的魏国乘虚南下，东吴拿什么去抵挡？孙权越想越后怕，冷汗都要下来了。周瑜当年的担忧，不仅仅在于刘备本身的威胁，更在于孙刘联盟破裂后，东吴将独自面对北方强敌的巨大风险。夷陵之战后，这个风险瞬间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为了挽救危局，孙权不得不迅速调整姿态。他一方面主动向败退白帝城的刘备遣使求和，重新修复那早已破碎不堪的联盟关系，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曹魏，抱团取暖总比各自为战要好。

另一方面，他任命在夷陵立下大功的陆逊为统帅，全力加强长江防线，尤其是荆州方向的防御。因为孙权明白，荆州虽然夺回来了，但这里夹在魏蜀之间，位置太重要也太危险了。关羽的教训就在眼前，荆州再也不能丢了。

历史回响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后视镜里回望，周瑜临终前的警告，其价值远不止于预言了刘备的威胁那么简单。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周瑜对整个天下大势和东吴长远战略的深刻洞察。

周瑜的核心战略构想，是著名的“天下二分计”。这个计划非常清晰：在赤壁大胜、曹操暂时北退的有利时机，东吴应该牢牢抓住主动权。首先巩固荆州（特别是南郡这个西进跳板），然后立即挥师西进，抢在任何人之前夺取益州（四川）和汉中。

拿下这两块富庶的战略要地后，再联合西北的西凉马超等势力，形成对曹操的西北—西南夹击态势。最后，孙权从江东出发，周瑜自己则率主力从巴蜀顺江而下或北上，双方会师于襄阳，共同向中原挺进。

这个计划如果成功，东吴将完整地控制整个长江流域，形成进可攻（以襄阳为基地北伐中原）、退可守（拥有长江天险和富庶的巴蜀、江南）的战略格局。

这就像几百年后的南宋，岳飞一直梦想着以襄阳为基地恢复中原一样。长江天险，只有完全掌握在己方手里，才是真正的天险；如果上游（益州）在别人手里，下游（江东）就永远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后来的历史，无论是晋灭吴（王濬楼船下益州）、隋灭陈（杨素从三峡出兵），还是蒙元灭南宋（先取四川再攻襄樊），都残酷地证明了控制长江上游的极端重要性。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周瑜英年早逝，他的战略蓝图失去了最有力的执行者和倡导者。继任的鲁肃，虽然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但他的思路相对保守。

鲁肃更看重维持孙刘联盟以共同抗曹的“短期稳定”，因此极力主张将战略要地南郡“借”给刘备，希望刘备能在荆州北面替东吴抵挡曹操。

这个“借荆州”的决策，在当时看似是维系联盟的权宜之计，却在客观上为刘备提供了跳板和壮大的机会，彻底打乱了周瑜“先取益州”的战略步骤。等到孙权醒悟过来，再派吕蒙夺回荆州时，时机已经错过。

虽然荆州拿回来了，但益州早已落入刘备之手，而更北面的襄阳等战略要地，则牢牢掌握在曹魏手中。东吴的防线，始终处于被半包围的被动状态。

孙权晚年，当他在建业（今南京）的宫殿里，看着地图上被魏蜀夹在中间的东吴疆域，或许会不止一次地想起周瑜临终前那焦急而忧虑的面容。

他可能无数次在心底追问自己：如果当年狠下心来采纳了公瑾的建议，趁刘备羽翼未丰时果断行动，三国的历史，东吴的命运，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

夷陵之战的惨胜，终究只是亡羊补牢，而周瑜所规划的那个掌握主动权、拥有完整长江防线、能与曹魏真正争雄的东吴，却永远停留在了遗憾的设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