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洛市商州区秦岭博物馆六层的南侧展厅内，以“秦风楚韵 古道春秋”为主题展示了商洛悠久的历史文化。商洛位于秦岭腹地之中，因境内的商山洛水而得名，有“秦岭最美是商洛”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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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分为“人类童年背影”“上古文明发祥”“风云商於古道”三个单元。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商洛地区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众多文物古迹涉及人类起源、文字起源、朝代兴替、民族融合等课题。

1.人类童年背影

远古时期，商洛山川纵横，森林茂密，气候温润。距今100万年左右，这里便有人类繁衍生息，洛河、丹江、金钱河沿岸发现多达数百处旧石器时代遗迹。

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分布密度大，出土大量阿舍利类型的手斧和薄刃斧等石器组合，乃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集中、最广泛、最丰富的地点。20世纪80年代，在商洛市洛南县花石浪遗址，发现一枚距今约25万年的直立人牙齿化石，被称为“洛南人”。

在商洛境内各大河流沿岸的二级台地上，发现1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形成多元交融特点。紫荆遗址位于商洛市商州区东郊的丹江南岸，包含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及夏商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堆积深厚，类型丰富。

1953年，在商洛市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出土一件泥质红陶制成的新石器时代人头壶。眉目清秀，鼻梁修长，双目上视，嘴唇微张，人头与壶体形似孕妇，表达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崇敬。

2.上古文明发祥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商洛的文明发祥和华夏文明基本同步。夏商时期，商洛的玉石和金属矿物开采，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制作礼器提供了物质条件。

东龙山遗址位于商洛市商州区东郊，出土大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时期的文物，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旁证。其中，以夏代墓葬的玉器最为典型，象征着墓主人的权利与身份，包括玉牙璋、玉戚、玉璧等，反映了夏代“寓礼于器”的部落礼仪文化。

1996年8月，在商洛市丹凤县西河村征集到一件虎簋铜盖。盖内铸有161字铭文，包含年、月、月相、日四要素，为推定西周王年提供重要支点。

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争夺商洛地区。在《左传》中记载：“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楚成王使子西为商公。”此时，商洛属于楚国。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晋土南扩，占领丹江上游的上雒地区。在商洛市洛南县境内，考古发现三晋文化遗存，证明当时上雒地区属于“三晋”之一的魏国管辖。

3.风云商於古道

商於古道是先秦时期商邑（陕西商州）与於邑（河南淅川）之间的水陆通道，全长约300公里，地控秦岭南的丹江孔道。这里是秦楚争夺的战略焦点，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支点。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任用卫鞅，变法成功，乘势攻击魏国，控制秦楚间的武关。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封卫鞅商於之地十五邑，号“商君”，名“商鞅”。1978年，在商洛市丹凤县古城镇，出土一枚半圆形的秦代“商”字瓦当，证实该地是商鞅封邑所在地。

武关坐落于商洛市丹凤县东约40公里的少习山下，为“关中四关”之一，被称为“秦楚锁钥”。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山环水绕，险阻天成。如今，在城南吊桥岭，尚存一道石墙和两座烽火台，俗称“秦楚分界墙”。

唐代，在商於古道的基础上，加强沿途驿站的建设，使这里成为长安通往东南的交通干线。同时，开通义谷道、上津道、华阳道，赋予商於古道“诗歌之路”和“商贸之路”的美称。

南宋时期，商洛北部地区被金朝管辖。明清时期，移民涌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率农民军八进八出商洛，攻克西安，建立大顺，进军北京，推翻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