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管理所见闻》中提到，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上将王陵基在被俘时，身边带有八万两黄金。王陵基这批黄金，随着他的被俘也一并被没收了。实际上，王陵基也曾回忆，老蒋确实拨给了他大量黄金，但他已经将其中一部分分发给了别人，剩下的大多数黄金则被他在逃跑时丢入了一口水井。根据王陵基的逃亡路线，我们大致能够推测出他丢弃黄金的具体地点——令人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关于打捞出这些黄金的消息。

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被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都是党政军特人员中职位较高的一部分。被俘时，他们身上大多带有大量黄金美钞。”他进一步提到，像王陵基身上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人的几千几万两黄金，郭旭的美钞等都属于公款，应该被没收。然而，他也补充道：“即便身上携带的黄金是公款，但数目较少的，还是归自己所有。”

从这些回忆看，沈醉的说法似乎并不完全准确。首先，没有其他史料证实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被没收，其次，考虑到王陵基在逃跑时的状态，他根本不可能携带八万两黄金。王陵基在1950年2月6日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抓获，抓捕过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时，孙仲远接到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的紧急长途电话，声称从宜宾顺江而下的“永利轮”上藏有宋希濂。消息错误，宋希濂早在1949年12月19日就被俘，而此时他不可能出现在“永利轮”上。最终，经过调查，发现船上是王陵基，而非宋希濂。

当王陵基被逮捕时，身上仅带着十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些钱虽然不少，但和八万两黄金相差甚远。这一事实与传闻中的黄金之谜并不吻合。如果追溯到王陵基的回忆录《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他提到过一些关于黄金的事情，其中有一节专门描述了他如何逃跑以及被捕的经过。王陵基回忆，在他为老蒋和阎锡山效力时，他把四川省银行的八十万现大洋交给了蒋阎派来搜刮的徐堪，而这八十万银圆在短短三天内就被运走了。

然而，更多的黄金则没能顺利带走。当时四川涌现了大量丧家之犬，这些人纷纷抢着坐飞机逃亡。即使是像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这样的特务，都需要通过昆明转机，不能直接飞往目的地。飞机一度无法容纳所有人，而黄金和银圆等财富只能被遗弃。例如，“战斗内阁”的财政部长关吉玉，带着十万银圆始终没能登上飞机，最终将这些银圆留下白市驿机场。

而王陵基本人并不热衷于这批黄金。1949年12月9日夜晚，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县侯打电话给王陵基，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他，催促他去铸币厂领取。王陵基本不想要这些黄金，但由于不断的催促，他还是勉强去领取。最初，他签字领走了四万两黄金。后来，他又接受了更多黄金，但他选择将这些黄金分装在子弹箱中，每箱装五六百两。他离开成都时，把部分黄金存放在亲戚家，并让其他人把黄金交给信任的人藏匿，剩下的黄金便随他自己携带。

王陵基通过这些手段，最终积累了数千两黄金。这些黄金在他逃跑的过程中，成为了他自保的资本。王陵基并不全然依赖黄金，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有一份后路。于是，在成都，他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抢劫，并与胡宗南的部队发生过冲突。当局势愈发混乱时，王陵基决定与胡宗南分道扬镳，避免黄金被胡宗南夺走。

尽管如此，王陵基在逃亡时并未完全得逞。解放军的追击非常迅速，刚到名山和雅安交界处时，他的保安团便遭遇了猛烈的打击。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在众多谣言中迅速做出决策。王陵基赶紧由崇庆返回成都，并与胡宗南失联，最终他不得不再次请求老蒋的支援。

王陵基逃回成都后，试图再次寻找胡宗南，但他最终与胡宗南的部将李文第五兵团一起逃往西昌。在邛崃，他再次遭遇解放军的追击，经过一番恶战，李文带着部队只剩下三个师。最终，王陵基作出决定，把黄金分发给随行的人员，并将剩余黄金以及省政府的大印偷偷投入一口水井中。

根据王陵基的回忆录和逃亡路线的推算，这口水井应该位于名山县赵家楼。值得注意的是，这口水井成了王陵基大批黄金的埋藏地，而关于黄金是否被打捞出来，至今未有相关的考古或史料证明。这使得黄金的去向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团。

王陵基于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并于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尽管关于他黄金下落的记录至今没有明确证据，但我们依然无法避免对那些黄金在水井中沉睡至今的可能性产生怀疑。是否这些黄金仍在赵家楼的水井中，成了历史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