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11日的下午，时光仿佛在这一天的阳光下格外宁静。一个年长的老人，满头白发，乘坐着专车，缓缓驶向董必武家中。这位老人的名字叫郑震侠，来自湖北黄州。对于郑震侠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拜访，更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见面，因为他和董必武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回溯到过往，郑震侠的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那时，他虽然已经通过了秀才的考试，却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学术，而更倾向于接受新思想。郑震侠在湖北的“文普通学堂”与董必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一起投身辛亥革命，并通过董必武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大革命时期，郑震侠与董必武共同并肩作战，风雨同舟。郑震侠也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少将参议。可是，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郑震侠逐渐对蒋介石失去了信任，最终离开了国民党，选择了居住在国外。直到抗战胜利后，郑震侠才定居武汉。

周恩来总理在南下广州公干时，听说郑震侠住在武汉，特意前去拜访了这位革命老前辈。周总理对郑震侠满怀敬意，甚至在拜访时还带来了董必武的问候，邀请他到北京做客。郑震侠的这次赴京，正是应董必武的邀请而来。

当郑震侠与董必武见面时，两人亲切寒暄，谈笑风生。然而，董必武突然开口询问：“不是说你把孙子一起带来了吗？怎么没看到他？”这句话让郑震侠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原来他那位年仅8岁的孙子郑星儿在他们抵京后不久就失踪了。

郑震侠带着孙子郑星儿于1953年5月9日乘火车抵达北京。郑震侠的旧友、民主党派人士接待了他，并让他们住在自家。由于与董必武约定在第二日下午会面，郑震侠便在这两天接待了不少老朋友。而在5月10日的早上，郑震侠与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约定了见面。郑星儿当时在院中玩耍，大家也未曾留意他何时走出了院子。

直到接待完客人后，郑震侠才发现孙子失踪，心急如焚。家里人立刻展开了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郑星儿。郑震侠因焦虑过度，导致高血压发作，晕倒在沙发上。幸好朋友们及时提供帮助，赶紧给他服下降压药，并迅速报警。

西单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遣两名民警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并请求调动更多力量开展搜寻。随即，他们联系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发动了周围的群众来帮助寻找失踪的郑星儿。尽管警力齐全，寻找结果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就在大家焦急不安时，西单分局又得知，郑震侠与董必武约定的见面时间快到了。董必武若问起孙子的事情，若当时仍然没有找到孩子，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与疑问。事态逐渐严峻，西单分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接到汇报后，北京市公安局也高度重视。罗瑞卿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都深知，若只是孩子贪玩失踪，应该很容易找到，但涉及到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亲属，事情就显得更为复杂了。于是，他们要求立即动员全市警力进行搜索，确保案件尽快解决。

经过几番排查，北京的多个辖区发现了类似失踪的案件。仅西单分局，便有两起类似案件；西四区、海淀、崇文等地也分别发生了类似的失踪事件。如果加上郑星儿，那么至少七个孩子在短短时间内失踪。

5月10日下午，郑震侠依约前往董必武家中。刚见面，董必武就关切地询问孙子的情况。郑震侠原本想隐瞒，但董必武坚持要派车去找孩子，最终郑震侠才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董必武非常震惊，立刻拿起电话联系了罗瑞卿，要求公安局加紧行动，务必尽早找到失踪的孩子。

冯基平接到指示后，迅速部署了精干警力展开案件侦破，要求各分局在72小时内必须侦破案件。与此同时，警方通过排查失踪儿童的相关信息，发觉所有案件似乎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失踪的孩子大多都是七八岁的儿童，并且失踪后都未立即报警。警方对此产生了怀疑，这可能并非单纯的儿童走失案件。

随后，在国家重工业部的蒋师傅一次出车时意外发现了三个昏睡的孩子，警方确认，这三名孩子正是失踪的其中三人。令人不解的是，孩子们并未受到伤害，且在身上找到的二战时期美国人的军用毛毯更是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根据孩子们的描述，嫌疑人似乎并没有伤害他们，只是关心他们是否读书，甚至批评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成绩。

此时，案件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角，直至某摊贩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一对男女在与司机交谈时通过手势进行确认，这种手势看似简单，却揭示了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最终，通过进一步的侦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一名曾参与“一贯道”组织的女性许关姿，及其丈夫叶弼臣等人。经过长时间的跟踪与调查，警方最终将这些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通过细致的侦查与耐心的排查，警方终于破解了这一扑朔迷离的案件，将相关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案件的侦破也再一次证明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