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担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对于他来说，这个职位并非什么幸运之事，反而像是“塞翁失马”的一种不幸。若他没有接手这一职务，而是继续留在武汉担任他亲自创办的“新制军官学校”校长，他的前途看似更加光明。或许，他最终能与蒋中正一起逃往台湾，而那些曾视他为“黄校长”的军官们，或许也能对他心生敬意。然而，命运却让他担负起了兵团司令的重任，身不由己地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黄维原本并不想担任第十二兵团司令，事实上，胡琏对这一职务兴趣盎然，甚至抢先争取。这为后来的黄维被俘事件，以及胡琏对黄维家属不予补助埋下了伏笔。根据黄维在《十二兵团覆没记》中的回忆，他并未与胡琏争抢这个职务，相反，这个职位是在各方协调后“强加”给了他。

黄维回忆称，老蒋本来打算把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职务交给胡琏。因为兵团的主要力量，包括整编第十八军等，都由胡琏的嫡系掌控。黄维解释道，整编第十八军的军长胡琏不仅兼任整编第十一师的师长，还指挥着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十师，凭此势力，胡琏自然理应担任兵团司令。然而，蒋军的建制错乱，使得整个指挥系统混乱不堪。在淮海战场上，中将数量众多，指挥系统更是没有条理，甚至老蒋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不仅没有任命胡琏为兵团司令，还让他担任副司令，实际上这也是对胡琏背后势力的一种“压制”。

黄维深知，胡琏的背后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指挥下，派系纷争严重。白崇禧一方面拉拢胡琏，另一方面又因对陈诚的敌意，屡次打压胡琏的势力。因此，尽管黄维未必是最佳人选，但凭借顾祝同的支持，最终还是接手了这个职位，胡琏则担任副司令官。

然而，黄维此时已经没有了充分的经验来应对如此重大的战斗指挥任务。他原本只是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和陆军第三训练处的处长，根本没有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与兵团中的许多将领关系生疏，因此他上任后便表示，这个司令官的位置只是暂时的，迟早会交给胡琏。

时任第十二兵团十八军少将军长的杨伯涛，在回忆中指出，黄维的“空降”并不合时宜，且因其对蒋中正的“绝对服从”，导致了兵团指挥的混乱。由于蒋中正的命令紧急而草率，第十二兵团各级干部尚未形成有效的协作，各军之间也没有充分的沟通，士气低迷，最终埋下了兵团失败的伏笔。

黄维与胡琏的关系并不和谐，黄维自己也有许多不满，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胡琏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有机会便离开前线，往返于南京和战区之间。蒋中正的一些命令，往往都是通过胡琏传达给黄维，令黄维倍感困扰和无奈。黄维意识到，胡琏可能不仅仅是“传令员”，他背后还可能拥有某种“手谕”，随时可以取代黄维的指挥权。

在双堆集被围困时，黄维多次接到蒋中正的命令：“要固守下去，死战必生。”但这种命令通过胡琏转述时，往往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令黄维更加迷茫。黄维非常清楚，胡琏从蒋中正那里接到的命令，他必须照办，甚至不能有任何不执行的余地，因为他无法判断蒋中正是否真的授予胡琏某种“接管权”。

在一次战役关键时刻，胡琏又转达了蒋中正的指示：“你们可以突围，不要管杜聿明。”这个命令让黄维愣住了，他意识到，蒋中正已经放弃了杜聿明，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命运已经注定，黄维此时的处境更加险恶。因为一旦突围，蒋中正势必会让他背上“弃友”的罪名。

黄维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蒋中正的命令并不明确，而他的部队陷入重围，情况极为危急。黄维决定采取一个策略，通过电报向蒋中正报告自己希望继续坚持守城的决心，留下证据以备将来解释。这样，哪怕自己最终逃脱，他也能以“为了救援杜聿明”为借口，避免背上“放弃友军”的罪名。

尽管黄维在双堆集最终成功突围，但他明白自己不仅是背负了责任，还要面对蒋中正和胡琏联合施加的压力。在这场复杂的战争中，黄维成为了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他的命运早已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