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历史人物,当年在去世以后,曾被人评价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也有人说,如果他活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央将会出现一个“五人帮”小组。
由于评价他的争议很大,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
即便如此,他和很多历史事件依旧牢牢绑定在一起,毕竟在当年,他可是中国共产党里见过列宁的三人之一。这个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就是柯庆施。
柯庆施1965年就去世了,所以他没有经历后来发生在中国的剧烈政治运动,更不知道自己曾经的那位张姓政治秘书,也会成为中央的风云人物。
恰恰是因为柯庆施的这个秘书,才在后来出现了所谓“五人帮”的说法。那是柯庆施去世38年后,社会上出现这种说法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2003年,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上海浦东大道的船舶大厦采访陈小津。正是这个人告诉叶永烈,柯庆施如果活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会出现“五人帮”。
被采访人员的父亲是陈丕显,而陈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换句话说,不管陈小津的这个说法有没有历史依据,至少这种评价是相当有分量的。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评价柯庆施也是负面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那位政治秘书。
新中国成立前后,柯庆施先是在石家庄担任市长,随后在1950年初调到南京接替刘伯承的市长位置。而他本人最看重的那位张姓政治秘书,就是在石家庄期间认识的。随后到了上海,两个人很快又成了更紧密的上下级关系。
原来,在石家庄任职期间,还没有担任他秘书的那个人,就已经在这里担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柯庆施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社长,觉得他头脑灵活,就把他提升为市政府秘书长,而且兼任报社社长。
再后来,这位市政府的秘书长比柯庆施早一步调到上海,担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到了1951年,又担任《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随后又升任为社长兼总编辑。
等到柯庆施从南京调任上海以后,这位《解放日报》的社长已经接到了中宣部的调令,准备进京担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了。
那是1954年,柯庆施刚刚调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突然发现了曾经的市府秘书长。于是,柯庆施就找了中宣部的领导,让这位准备进京的报社社长又留在了上海。多年以后,曾经担任过《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王维告诉叶永烈,那个时候报社里连欢送宴会都举行过了,但很快命令又变了。
柯庆施之所以把他留下来,还是因为他能干,尤其是文章写得好,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依旧姓张,而这位张总编也经常给柯书记起草重要文稿,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柯庆施在1965年就去世了,而他曾经的政治秘书到了70年代,官做的甚至比老领导都高。柯庆施活着的时候,只是做到了政治局委员,而他的这位下级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做到了政治局常委。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后来才会有人说,如果柯庆施活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中央就会出现一个“五人帮”小组,而且柯庆施的职务绝对比他的秘书还要高。
毕竟柯庆施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传言说他要取代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
柯庆施常年在上海任职,他的年龄虽然比毛主席小好多岁,但却被毛主席称为柯老。1958年之前,毛主席对柯庆施的这个称呼,可能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因为柯庆施在早年见过列宁。
那是在1922年初,柯庆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并且跟列宁握过手。那时候的柯庆施只有20岁。
除了柯庆施,当时还有张特立和邓培两个人。邓培后来在1927年牺牲了,张特立则叛变了革命。这样一来,柯庆施在党内就成了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就连曾经呼风唤雨的王明,他也没有见过列宁。
早年,由于柯庆施的工作和毛主席的工作没什么交集,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毛主席口中所说的柯老,分量就完全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党内反对冒进的情况下,柯庆施支持毛主席的观点。
还在1956年的时候,柯庆施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那份报告经过毛主席修改,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时间来到 1957 年,柯庆施的另一篇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再次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加赞赏。而这一篇长文,正是出自柯庆施的那位张姓政治秘书。
此时,中央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和其他同志都比较反对冒进。毛主席的观点是,反冒进会导致全国人民泄气。他还说,反冒进的同志距离右派只有50米了。显而易见,毛主席是在批评周恩来。
时间来到1958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文章,标题中就借用了柯庆施报告中“乘风破浪”四个字。
不出意外,毛主席对这篇社论相当看好,在当年1月15日的南宁会议上,还点名表扬了元旦社论。紧接着在第二天,毛主席又称赞了柯庆施的那篇长篇报告。
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还问周恩来总理,像柯庆施的那篇报告,你能不能写出来?毛主席还对周总理直言不讳的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到了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那篇报告。情况发展到这一步,谁都能猜到毛主席说另外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在南宁会议上说过,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当时党内就有猜测,毛主席要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
这件事的最直接例证就是1958年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继续担任总理是否适当。而在会议结束以后,会议记录写道: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
也就是说,柯庆施没有机会取代周恩来的职务和地位。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也为柯庆施死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1965年柯庆施去世以后,当时纪念他的各种文章里都把他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到了7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对柯庆施的评价渐渐出现了争议。
后来的一种观点就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要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情况”。年老时期的汪东兴以及周总理的办公室秘书周家鼎都曾经表示,没有听说过要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但也有人认为,此前的说法是在政治局高层流传的,所以其他人没有听说过很正常,而且其他人没有听说过不代表这种说法不存在。
因为在1958年,毛主席并没有开口直接这样说,因此周围的同志也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毕竟,更换总理这种事十分敏感而且重大。
由于年代久远,这件事已经无法证实,所以就成了围绕在柯庆施身上的一个争议点。此外,围绕在柯庆施身上的另一种争议就是有人觉得他只唯上不唯实。
有观点认为,在1958年,柯庆施在上海制定的相关政策都十分的激进,只不过由于上海的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所以后来上海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假设柯庆施是在其他省份任职,他的那些激进的政策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便是柯庆施的那位张姓政治秘书。在柯庆施去世以后,这位张姓秘书进京,与其余3个人在中央乃至全国掀起了狂涛巨浪。所以到后来,才会有所谓“五人帮”的说法。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很多争议都是强加在柯庆施身上的,有人在此前还专门发表长篇文章,驳斥一些说法。如此一来,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倒让争论的范围越来越大。
此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里,只有柯庆施在去世后没有出版传记。这恰恰也能说明,围绕在柯庆施身上的争议还没有散去。
参考资料:
《揭秘“上海王”柯庆施:周恩来1958年险被取代》 同舟共进 2010年
《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10年〉》 随笔 200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