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后，历史上记载了三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其中包括禹征三苗、建都阳城以及涂山之会（也称禹会诸侯）。其中，涂山之会尤为关键，因为它标志着大禹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场会盟的召开，对于夏朝的建立至关重要，成为了大禹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然而，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古代历史产生了质疑，特别是对于五帝、大禹和夏朝的历史真实性产生了疑问，认为这些或许只是古人为了塑造民族记忆而编造的传说。

然而，随着史前考古的逐步深入，许多曾被质疑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逐渐被考古证据所证明。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禹征三苗、建都阳城和涂山之会这三件重要历史事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证明这些历史事件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古籍的记载，黄帝至尧舜禹时期，中原与南方的三苗部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尧、舜和大禹曾多次发动军事行动征讨三苗，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就是禹征三苗。三苗是指居住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苗蛮部落。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域与三苗的分布区域高度重合，特别是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找到了禹征三苗的相关证据。

1955年，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的考古发掘揭示了“石家河遗址群”。这些遗址表明，石家河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具有一定的文字刻划符号和城市遗迹。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5000至3900年。通过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学者们发现石家河文化的衰退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文化背景极为相似。尤其在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多个部落聚落几乎同时出现了衰退现象，表明这片地区曾受到外来武力的侵袭。考古证据还显示，在大约4000年前，石家河文化中开始出现河南龙山文化的元素，如龙山时期流行的瓮棺葬方式和大量玉器的出土，这表明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进入了石家河地区，这也印证了大禹征讨三苗的历史。

大禹治水后，第二件事是建都阳城。相传在帝舜禅位后，大禹曾躲避到阳城，但当时的继位者丹朱未能得到人心，许多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大禹，最终他以阳城为都。阳城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历史学者争论的焦点。考古学者通过对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的发掘，逐渐揭开了这一谜团。最初在王城岗遗址发现的仅是两座不到1万平方米的小城堡，这一发现与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规模并不吻合。然而，在本世纪初的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庞大城址，时间大约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第三期相吻合，这一时期恰好与大禹的历史时期重叠。这一发现让学者们相信，王城岗遗址中的大城市应当就是大禹的都城阳城。

根据史书记载，帝尧曾将大禹的父亲鲧封地在登封的嵩山一带，因此，学者们推测大禹的阳城应该位于这一地区。古籍《国语·周语》提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中的“崇山”指的就是嵩山。因此，结合史书与考古发现，王城岗大城的遗址正是大禹阳城的证据。

涂山之会是大禹治水后举行的第三件大事，通常被视为夏朝建立的标志。涂山之会与黄帝的釜山会盟相似，都是通过召集诸侯举行的大会，确立霸主地位。在安徽蚌埠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秦集镇，考古人员在“禹会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4000年前后，与大禹的时代吻合。遗址的特点相当独特，包括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祭祀台基，这是一个显然经过人工打造的大型祭祀场所，可能用于进行会盟仪式。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长达50米的一排柱坑，现代学者推测这些柱坑可能是用来插旗杆或是其他象征性标志的工具。此外，遗址附近的建筑物规模较小，似乎是临时搭建的工棚，供参会的诸侯使用。种种细节表明，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历史记载中的涂山之会的会场。

总的来说，三大遗址——石家河遗址、王城岗遗址和禹会村遗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证明了大禹不仅是历史人物，夏朝也并非虚构。未来，随着更多考古工作的深入，关于夏朝的遗址和证据将不断被发掘出来，夏朝的历史将越来越完整，揭示出更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宝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