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迁徙后，他的小儿子季历娶了来自挚任氏的“太任”，而挚任氏则是殷商的贵族家族。这一婚姻有着深厚的背景，或许挚任氏是武丁之子祖己的后代，也可能是商朝某位高官的血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婚姻无疑是一次商周联姻，不仅促进了周人的势力发展，也为周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商周之间似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联姻。

根据《史记》记载，姬昌有十个儿子，他们的母亲都是夏族后裔的太姒，而太姒正是姬昌的正妻。姬昌的正妃是姜子牙之女邑姜，二人有着周成王姬诵和唐叔虞这两个儿子。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商周之间的联姻并不频繁，似乎只有一次。而且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商周之间真的只有这一次联姻吗？在《诗经》的记载中，答案是并非如此，诗经中的一些段落解开了这一谜团。

《诗经·大雅·大明》记载了周朝的两次关键联姻，其中第二次并未在史书中被详细记录，但却在《诗经》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第一次联姻发生在古公亶父时期，正是季历娶了殷商贵族“太任”。《诗经》中有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姬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姬昌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贵族支撑，古公亶父在选择继承人时显然看中了姬昌的潜力。因此，泰伯与仲雍选择离开，逃往吴国，背后隐藏的真相其实是充满了权力斗争和血腥的现实。

第二次联姻则发生在姬昌时期，姬昌娶了殷商的一位贵女。这段婚姻在《诗经》中有明确记载：“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女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其中的“大邦”指的就是商朝，姬昌迎娶商朝贵族的女子时，特意在渭河边为她搭建了浮桥，婚礼的场面堪称奢华。这段婚姻无疑强化了姬昌的政治地位，并且根据当时的习惯，这位商朝贵女毫无疑问会成为姬昌的正妃。

接下来的《诗经》记载道：“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姬昌的第三任妻子是“缵女维莘”，这是一场与西北夏族势力的联姻，旨在增强周朝的政治联盟。而她的长子“维行”可能早逝，次子则是著名的周武王。很明显，姬昌的正妃中，商朝“大邦之女”是位列太姒之前的，这意味着《史记》中的记载存在一定的误差。

至于姬昌与商朝的联姻，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根据《竹书纪年》与《周易》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竹书纪年》提到：“文丁杀季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同时，《周易·泰卦》六五也有云：“帝乙归妹。”显然，在商朝王文丁杀害季历之后，为了防止周朝势力过快扩张，商朝选择了和亲政策，采取与周人联姻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姬昌迎娶商朝“归妹”发生在他即位后的第二或第三年，成为他第一任正妻。而这段婚姻为周朝的崛起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姬昌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联姻不仅让周朝的势力逐渐壮大，也为后来商周关系的和平提供了保障。事实上，商朝王朝与周朝的和平时期一直延续至纣王囚禁姬昌，这一历史事件对周朝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而“归妹”的去世也为姬昌迎娶太姒铺平了道路，后者最终生下了伯邑考和姬发等重要子嗣。

总的来说，尽管史书上没有明确记录，凭借《诗经》和《周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确认，商周之间确实存在过几次联姻，并且这些婚姻对周朝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推测，随着姬昌与商朝的联姻、以及商周之间的亲戚关系，后来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包括纣王释放姬昌等，也有可能与这段历史的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