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著名科学家宋健访问埃及时，在卢克索遗址参观时发现了一份完整的埃及古史编年。这份编年记录的历史精度非常高，误差仅有十年。例如，赫利波利斯时代的第五、第六王朝的时间被准确地定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75年。对于这份历史记录，宋健感到震惊，因为它展现了古埃及文明对历史精确性与系统性的掌控，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编年却存在着较为模糊的区域，尤其是在西周晚期的历史记录上。我们知道，西周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真正具备年代记载的历史记录非常少。即使有些历史记载，也多是断断续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历史上常提到“有王无年、有世无年”的情况，这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界形成了一个怪异的现象——“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促使宋健深思并最终推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点。

回国后，宋健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倡议——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目标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跨学科的合作，制定出一个更加精确、系统的夏商周三代年表。经过两百多位不同学科专家的努力，历时四年，最终在1996年发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些成果的发布意味着中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这份报告的发布并没有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反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强烈反应。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直言不讳地批评这项成果，认为这份报告将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倪德卫认为，报告的发布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试图通过回溯历史来强化中国民族的自豪感，而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背景使得报告缺乏可信度。那么，西方学者为什么会对这份中国辛苦四年成果的报告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呢？

首先，西方学者长期否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也是他们对这项工程报告进行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报告发布的第二天，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爱德华·肖内西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希望将历史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以此与古埃及相提并论，这种沙文主义的做法使得报告在西方学术界极为不受待见。肖内西还指出，这份报告背后充满了政治目的，因此其结论显然不可信。

其次，西方学者长期质疑夏朝的存在。他们认为，周朝出于“政治目的”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夏朝，因此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命名的质疑也随之而来。西方学者认为，既然报告提到“夏商周”，那它本身就被怀疑为“动机不纯”，结论自然不值得信任。

再者，由于中国的历史编年记录在公元前841年前几乎是空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能通过跨学科的考证方法来推测，这个庞大的工程量和复杂的研究方法使得报告中的结论容易引发争议。尽管其中一些批评确实有其道理，但也有不少批评显得缺乏依据，甚至是无端指责。

因此，在报告发布后，西方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三次公开辩论。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小，因为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主导，西方的意见不容忽视。这场争论从夏朝是否存在开始，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围绕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一些批评非常具有建设性，这也促使中国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做出了改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显然是偏见的声音。

三次辩论过后，短暂的平静持续了十年。然而，2013年，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的夏含夷教授再次批评“夏商周断代工程”，并质疑该工程的整体性错误，认为这一成果最终将无法被国际学术界接受。尽管如此，繁本的审定工作仍在进行，直到2022年最终正式发布。这一过程的漫长且充满挑战，凸显了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深刻分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学术争斗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学者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仿佛只有经过他们的认可，中国的历史才能被视为真正的“信史”。这使得中国学者的独立努力，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遭遇了来自西方的激烈质疑。与埃及、两河流域等其他文明的历史一样，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也让中国学者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成果进行辩护。

最为关键的是，这场辩论还涉及到对“历史标准”的问题。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历史的真实与否，而中国历史则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载方式。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记载也不像西方那样依赖大量考古证据。对于中国而言，历史记载中的“信史”在逻辑上是可靠的，但在西方学者看来，缺乏考古证据使得中国的历史传统不被承认。这种不同的历史认知，正是导致争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