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三国时期，几乎所有人的名字都是两个字，除了复姓的人，男女皆如此。这个现象背后隐藏了社会习俗和历史变迁的痕迹，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名字有三个字的人往往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贱民”。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汉朝和秦朝，便会发现，当时的人名字也多是两个字。这个现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古人对名字的独特看法。

在许多古装剧和历史书籍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人称自己时，往往会以“名”自称。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并没有三个字的名字。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如果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会说“亮以为”，或者“亮泣首”，而很少有人会以三个字的名字来称自己。即便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名字是三个字，但他并非官员，且在三国的官员与将领中，几乎没有三字名字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会对三个字的名字持有偏见呢？其中的原因，除了沿袭自秦汉时期的文化习惯外，还与王莽改革有关。在秦汉时期，两个字的名字更多是文化传统的结果。到了王莽时期，他颁布了新的法令，规定犯罪者以及低贱的百姓要改为三个字的名字，以便一眼看出其身份。这种规定，一方面突出了统治阶级与低阶层的身份区别，另一方面也是王莽利用文化复古来加强自身的皇权。

回顾先秦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单字名字，双字名字并不被排斥，只是不太常见。在《公羊传》中，就提到有一位名为仲孙忌的人，原名是仲孙何忌。据说孔子曾笑他名字过于繁杂，于是在修订《春秋》时，将“何”字去掉，因为双字名字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这也反映了古人对名字简洁性的推崇。

王莽自认为通过引入“复古”的礼法可以加强自己的文化地位，并通过这些法令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实际上，王莽通过这种制度改革，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深得古代礼法之道的皇帝，他甚至对地名和外族的称呼也进行了改变，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匈奴改称为降奴，令人啼笑皆非。而对名字的规定，更加严格，甚至连他的亲孙子也未能幸免。

王莽的嫡孙王宗，在早年就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想法，尽管他知道自己必须等待父亲死后，才能登上皇位，但他不甘心这种等待。于是他偷偷制作了皇袍和皇冠，打算借机谋反。最终，王宗的篡位计划失败，王宗为了逃避罪责而自杀。然而，王莽并没有因此放过他，反而将王宗的名字从“王宗”改为“王会宗”，以昭告天下其所犯的罪行。值得一提的是，王宗的名字在王莽改革后确实被修改过，因为王莽要求以三字名字来表示犯有重罪的人。

尽管新莽政权最终被推翻，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人仍保持着单字命名的习惯。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东汉时期的光武帝刘秀的两任皇后，分别是郭圣通和阴丽华，均为双字名。三国时代沿袭了东汉的命名习惯，因此三国时期双字名的人相对较少。尽管如此，依然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例子，如田豫的儿子名叫田彭祖。彭祖在传说中是长寿的象征，田豫或许是希望儿子能长命百岁，因此给他取了这样吉祥的名字。而孙权则以不同的方式命名了自己的女儿：长女叫孙鲁班，次女则叫孙鲁育。

尽管王莽的法令对人们的命名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它并未根本改变古人取名的传统。许多古代王朝的君主、贵族和民众都遵循了相似的命名规则，这些规则既有避免讳的考量，也有使名字更具响亮和威严的意图。而古人常常不止有名，还有字和号，这使得即便名字是双字，仍然能够在称谓上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身份。例如，刘备的字是玄德，关羽的字是云长，他们在称呼自己或他人时，常常是名与字交替使用，这与拥有双字名字的效果没有太大差异。

从周朝开始，单字名字逐渐流行，并成为历史上一个持续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便是在晋朝时期，由于胡人和汉人混居，名字文化发生了转变，开始出现更多的双字名字。晋朝的皇帝，如司马德宗和司马德文，便代表了这种变化。随着隋朝的统一，名字文化发生了更大的变革，李渊的儿子们无一例外地使用双字名字。此后，宋朝、明朝、清朝的名字更加自由，似乎再没有人严格遵循周朝的传统。

到了明朝，朱家的皇帝们，除了朱标和朱棣，其他皇帝几乎都以三个字命名。而在清朝，汉人取名则更加随意，如张廷玉、刘统勋、李鸿章和曾国藩等，都使用了三字名字。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命名传统的彻底转变，三字名字逐渐不再被视为低贱的象征，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