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局势骤然紧张。长期以来，列强对清廷的觊觎与不满不断累积，而当他们试图以武力迫使慈禧太后交还政权于光绪帝时，慈禧终于被彻底激怒。面对步步紧逼的外患，她做出了毕生最为果敢的一次决定——毅然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既霸气又充满胆识，可以说是慈禧政治生涯中最具魄力的时刻。可惜，大清国力羸弱，内部分裂，终究没有支撑这样豪迈举动的资本。

宣战之后，局势立即显现出南北差异。北方因地处战乱前线，义和团势力正炽，纷纷响应太后的号召；而南方却态度冷淡。许多封疆大吏原本就不赞成与列强开战，再加上地理遥远，中央政令传达难以约束他们，致使慈禧的战令在南方几乎失去效力。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令慈禧十分恼火，但更令她愤怒的是，南方督抚们竟敢公然违抗旨意，不再视圣谕为不可触碰的威权。带头者，正是威望极高的两广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素来是慈禧的心腹重臣，几十年深谙官场，向来以谨慎老练著称。若论清廷大臣中谁最懂得趋利避害，他当属第一。如此人物竟敢带头抗旨，表面上看似离经叛道，实际上却另有深层原因。这笔账若要算，真正的幕后推手其实是盛宣怀。盛宣怀早年便在李鸿章门下效力，见多识广，深通洋务，又与各国洋商、洋官有着不浅交情。长期周旋于列强之间，他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对慈禧的不满已到顶点，却并不愿因此影响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巨大经济利益。

据说在慈禧正式下令宣战之前，盛宣怀便通过关系获悉英国方面的态度。一位英国领事甚至明确告诉他，英国虽厌恶慈禧，但并不想让南方局势陷入动荡。因为北方因义和团之乱早已混乱不堪，若南方再陷入战火，英国与其他列强在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的既得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于是，英国私下希望南方督抚们能保持稳定，哪怕不惜与中央分庭抗礼。

这一信息很快传至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耳中。这两位大员虽心中认同英国的建议，但也难以公开反对慈禧。毕竟，抗旨是大罪。然而他们也明白，与列强硬拼必败无疑。几经犹豫，他们选择暂时观望，以静制动。盛宣怀察觉到他们的顾虑后，主动出面劝说，写信游说二人，并提议与李鸿章联合，推行“东南互保”。随后，他又奔走于南京、武昌等地，劝说各地官员。最终，大家达成共识：维持江南稳定是当务之急。于是，盛宣怀在上海拟定条款，并督促地方官员与各国领事正式交涉。就这样，本可能演变为全国性的反侵略战争，因地方督抚的自保心理而被削弱。

然而，协议达成之后，如何向朝廷交代成为棘手难题。若直言相告，那无异于公然承认抗旨，风险极大。盛宣怀心思缜密，他设计出一条妙计，暗中写信提醒李鸿章：朝廷政令皆受义和团干扰，所谓圣旨未必出自两宫之意。此言一出，李鸿章便顺势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自保，随后其他督抚也纷纷效仿，理由皆是“圣旨非真，乱命不遵”。这种说辞既保住了面子，又为抗旨找到了借口。

慈禧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贸然宣战确是失策。看到南方督抚们自作主张维持稳定，她心中虽愤懑，却也暗暗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种做法确实避免了大清全境陷入混乱，而督抚们又巧妙地给她留了台阶。最终，她选择既往不咎。

从古至今，抗旨几乎等同于谋反，历来是臣子的大忌。可在晚清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却发生了如此罕见的集体抗旨事件，而且当事人不仅未受追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认可。这场“东南互保”，既折射了清廷中央权威的衰败，也揭示出地方大员在列强压力下的现实抉择。盛宣怀与李鸿章等人的自保之举，最终改变了战局走向，更深刻地映射了清末政权已是大厦将倾的悲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