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在清朝十二帝中争议最多，但有一点很难否认：他极其勤政。在“康乾盛世”的三朝接力里，雍正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环。康熙晚年因年事已高，又被“九子夺嫡”折腾得心力交瘁，朝政渐显疲态与弊端。雍正性格刻厉，行事严苛，却凭着这份“刻薄勤政”，迅速修补了许多遗留问题，也为乾隆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彼时台湾早已归入版图，海禁逐步松动，沿海商埠因对外贸易而迅速兴起。

广东南雄有一家绸缎庄，因地利之便，生意红火。铺子由两家姻亲合股：妻兄凌宗客与妹夫梁朝大共同掌柜。谁料两位长辈先后去世，后人之间竟因风水先生的一句话，引出一桩“七尸八命、再添一命”的大案。此后漫长申冤路上，凌宗客之子凌贵兴等三十余人被捕入狱；案情似乎真相大白，却又留下“真凶究竟是谁”的疑问。

长兄凌宗客早年积蓄颇丰，本欲偕家迁居广州颐养，把铺子交由梁朝大独理。不久二人相继去世，铺子便落到三位晚辈手中：凌贵兴，以及梁朝大的两子——梁天来、梁君来。三人无一精于行商，生意每况愈下，遂商定把绸缎庄盘出，各分得款另谋出路。梁氏兄弟用分得的银两在广州开了家糖行，取名“天和”，生意尚称顺当；凌贵兴则转而走科举，盼望“走仕途换人生”。

事与愿违，凌贵兴读书不济，屡试不中，便把不顺归咎于“祖坟风水”。他延请风水先生查看，先生断言：凌家祖茔本不差，只是被梁家一处“石室”冲坏气脉；若欲金榜题名，需把那石室拆除。此“石室”是梁朝大在世时所建，用以存放贵重物件，通体石砌，三道门重重加固，门扣砂桩入地一丈二尺，坚固非常。梁朝大临终亦嘱两子：三代之内，不许变卖或拆毁石室。凌贵兴欲重金购置，被梁家兄弟回绝，旋即心生歹念：索性伪造盗案，既可毁石室，又可“顺水推舟”。

夜间，他纠合叔父凌宗孔、表叔区爵兴等人与匪首林大有数十人分四路而动：一路连放爆竹，掩人耳目；一路去“清理”更夫、棚夫等夜间值守之人；一路盯防官差，半路拦截，诱至凌家饮食相留；最后一路直扑梁宅，意图擒住梁氏兄弟，制造“盗杀”假象。孰料当夜梁天来、梁君来二人恰在糖行，家中老小闻风逃入石室自保。前两道门尚能破开，第三道厚门刀斧难伤、火焚难摧，林大有遂出恶计：以毒烟由风箱鼓入密室，图一举致命。

天亮，梁氏兄弟回家报官。衙役赶到时，从石室抬出八口：仅祖母侥幸救回，其余七人皆绝命，其中还包括怀孕的弟媳。这是雍正五年十月之事。一夜之间，梁家几成灭门。更令兄弟难以置信者：幕后主使竟是旧日合伙的亲戚凌贵兴——而他起意，只因风水一句。

按理如此凶残之人，即便入仕也只会祸民。不中科举，既因才力不足，更是因心术不正，又岂能怨命、怨风水？梁天来奔走报官，却见道路艰难：凌贵兴重金贿赂知县至制台一路官员，证人纷纷翻口。惟有一名乞丐张凤坚持作证，最终被杖打致死。于是七尸八命再添一命，遂有“九命奇冤”之说。地方官场尽入贿网，梁天来只得北上京师。途中又遭区爵兴派人追杀，几死几生，终将状纸递入都察院。

都御史陈式一时不敢轻断，恰与督办河务的制台孔大鹏闲谈，得知孔曾受命审理此案，未及明断即被调离。孔建议将案情直陈天听。雍正闻报震怒，命兵部侍郎李时枚与孔大鹏为钦差，会同广东兵备共查。两位钦差途中巧遇此案证人、亦是凌贵兴表侄的李丰，李丰坦言：广东官场多被收买，钦差一入境，凌贵兴即闻风逃逸；且涉案三四十人，须一网打尽方可剖明。李丰献策：先致书凌贵兴，佯称“可通融，但口径须一”，诱其同伙聚集；另一方面，命韶关总兵万福派精兵随行，趁机收网。

计成。三四十名涉案者尽落法网。钦差覆核定谳：主犯凌贵兴凌迟处死；区爵兴、林大有等十三人斩首；另有十五人绞刑；受贿官吏或降黜、或流徙、或交刑部治罪。至于那位挑事的风水先生，杖责五百，囚禁一月后释出。雍正九年（1731）五月，诸犯押赴广州天字码头正法。由此，梁家“七尸八命”加上张凤之死，总算雪沉冤。

然而，真相真的就此清楚了吗？未必。其时广东学人苏弭作诗相赠凌贵兴之子，诗中以“传闻”“波涛”“人成虎”等语，隐然对判决生疑，甚至对凌贵兴表达几分同情。地方志亦载：“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皆诟罪举人凌贵兴……或力辨其诬。”可见民间一直存有“另有内情”的说法。

乾隆二年，广东巡抚鄂尔泰、刑部尚书徐本上奏：南海县强盗何信夔供称，曾劫掠梁宅并纵火，致多人窒息身亡，后逃窜各地，直至乾隆元年被缉获。倘若此供属实，那么“凶手”似乎另有其人。但何信夔供词未及凌贵兴——是出于袒护，还是两案并行？若与凌无涉，他又何以大肆贿买、截杀告人？若真是冤狱，凌贵兴的死又当如何评说？史料留下空白，后人难有定论。

就常情常理推断，凌贵兴“谋毁石室、假造盗案”的动机与行迹，与当夜惨祸高度契合；他对证人、官场的操控，也与灭口脱罪的路径相吻合。与其把一切推给“风水”，不如说他把人心的贪与狠，包上了“气数”的外衣。所谓风水，终究是借口。一个人若能守住本心、处处为他人着想，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好风水”。

有人讲过一个小故事：富翁为妻买了带荔枝的宅子，顺道请风水先生勘看。路上有人急驾超车，富翁只说“他或有急事”；入镇放慢车速，见一童子笑跑而出，富翁停车道“后面必有追逐的孩子”；至门前鸟雀惊飞，他又劝先缓步——“恐树上有童窃果，骤入惊坠，伤人不美。”风水先生遂笑言：“不必再看了——有你在，即是好风水。”此理放诸古今皆然：最好的风水，不在山川形局，而在人心向善。

“九命奇冤”一案，于法度言，雍正朝以强力肃贪、快刀断案，告慰亡灵；于史实言，旁证犹存、疑云未散，留待后人评读。无论结论如何，至少有两点清晰可见：其一，以“风水”之名行不义之实，终会付出代价；其二，治世之要，在于明法去弊、亦在于存善畏法。人心正，风水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