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年九月，浙江巡抚孙玉庭上报给嘉庆皇帝，称建德县知县刘又向贪污勒索商人，建议对他进行严厉处理。

虽然巡抚弹劾知县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有确凿证据，交给刑部和吏部处理就行了，但嘉庆皇帝看到“刘又向”这个名字时，心中不禁感到熟悉。原来，在四月时，嘉庆帝曾亲自见过这位七品知县，对他的印象还不错。那时，刘又向在皇帝面前引见，嘉庆帝批示称他“人老实、忠厚，可以任知县”。

同年五月，刘又向正式被任命为建德县知县，并于八月上任。按理说，新官上任，总会有些急于改革的冲动，可从刘又向上任到被弹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引起了大规模的舆论风波，这显然不合常理。嘉庆帝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下令由刑部调查此事。

刘又向出生于云南楚雄府的广通县，家境贫寒，祖上世代务农，祖父辈甚至没有人考取过秀才。刘又向从小聪明过人，私塾先生发现了他的天赋，便免收学费让他入学。17岁时，刘又向在地方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生员。21岁时，他再度参加乡试，考中举人。

刘又向的科举之路相当顺利，尽管第一次会试失利，但在嘉庆十三年的第二次会试中，他成功考中了三甲29名的进士。当时他27岁，在同届进士中算是年轻的，但仕途却并不平顺。因为刘又向家里实在太穷，无法拿得出贿赂费给吏部的官员，所以他一直没有被选中担任官职。

七年过去，刘又向始终未能上任，一直在候补岗位上等待。直到嘉庆二十年，他终于凭资历获得了一个知县的职位，被吏部引见后，正式被任命为建德县知县。

这七年里，刘又向虽然过得艰辛，但勉强能维持生计。然而当他终于拿到官位时，问题就来了。按照清朝的惯例，每位新官上任前都需要为“送礼”准备一大笔钱，而这笔钱数目不小。刘又向的家境并不富裕，他算来算去，认为至少需要六千两银子才能应付。而为了凑齐这笔钱，他只能向京城的几家钱庄借贷。

这些钱庄专门向官员放贷，利息极高。为了借到六千两，刘又向不得不借七千五百两，利息高达三分，每月需还八百多两银子，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建德县并非一个富庶的地方，虽然交通便利、商贸发达，但作为一个小县，刘又向每年能捞到的银子也仅仅只有三万两左右。而且，由于前任知县提前领取了补贴，刘又向至少要等上一年才能见到这笔收入。可京债却不等人，利息一天比一天多，刘又向也因此深陷债务困境。

刚刚上任的刘又向，背负着巨额债务，同时也面临着商人的压力。商人们出于各种原因，都在向他送礼，然而所收的礼金远远不够偿还债务。在压力下，刘又向开始变得心浮气躁，他向几位富商借钱时，甚至直接开口要求借一万两。那个时候，官员向商人借钱，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勒索，因为商人根本不敢拒绝。

最终，商人们忍无可忍，将此事上报给巡抚孙玉庭，孙玉庭当即命令停职，并向嘉庆帝上奏。刑部派人前往调查，案件很快清楚了。按照大清律例，刘又向作为知县，公然勒索商人，最轻也该革职并抄家，严重的话还可能被流放边疆。

不过，嘉庆帝一向仁慈，对于刘又向此案他并没有选择全力追究。他知道，刘又向的出身贫寒，官场之路不易，再加上他并未在任内挪用公款，且勒索的债务也属于私人行为，所以决定给他一个轻判。最终，刘又向被革职，但并未抄家。而对于高利贷的几家钱庄，嘉庆帝却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要求他们缴纳一万两银子的罚款，并责令刘又向仅偿还本金。

虽然这场风波对刘又向来说暂时得以平息，但清朝官场上普遍存在的“拉京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于像刘又向这样身负重债的官员，如何心无旁骛地为民办事，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