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戴复东还是一名初一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练习双杠。突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走到他面前，问：“你是戴安澜的儿子吗？”

戴复东答道：“是的。”

那位同学留下话语：“他死了！”转身离去。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戴复东一时失神，手一松，从双杠上摔了下来。他没有感到身体的疼痛，而是深深地感到了无尽的悲伤。

回想起这一幕，戴复东意识到，那年初的一次匆匆告别，竟然成了他和父亲最后的见面。此刻，他不禁想起朱自清的《背影》，那种父亲即将离去时的不舍与惆怅，深深地触动了他。

1943年4月1日，全国为戴安澜将军举行了公祭。那庄重、隆重的仪式深深震撼了年仅15岁的戴复东，他从心底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担当起责任，忠诚于国家，关爱家人，慈爱后辈。

戴安澜的第一个孩子于1928年出生，作为新晋父亲，他给儿子取名“戴覆东”，意寓“覆灭东洋”，即表达要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建国后，“覆”字被改为“复”，寓意更为吉祥。

尽管戴安澜公务繁忙，照顾家中长辈和子女的重担基本落在了妻子王荷心肩上。戴复东回忆起父母的感情，说：“父亲和母亲非常恩爱，尽管母亲那时是个裹小脚的女人。”

戴安澜的家族背景较为显赫，他的祖叔戴端甫早年追随孙中山，促使戴安澜加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戴安澜不仅为国出征，还娶了从小订婚的王家姑娘。王荷心出身贫寒，识字甚少，但戴安澜却不嫌弃，反而帮助她学会识字。在戴安澜的鼓励下，王荷心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终于能够独立阅读。

这对夫妻感情深厚，大儿子戴复东出生后，家庭逐渐有了更多的孩子。戴安澜为每一个孩子都取了寓意深远的名字。长子戴复东、次子戴靖东、三子戴澄东，这些名字象征着父亲捍卫国家、保卫家园的责任与决心。

戴复东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他曾听母亲说，小时候生病时，父亲不离不弃地守护在床前，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健康来交换儿子的康复。但父亲的严格要求也让戴复东记忆深刻。一次，戴复东和家人来到广西全州，看到卫兵向他行军礼时，戴安澜平静地对卫兵说：“以后对我的家人，不必行军礼，也不要叫他们少爷小姐，只需叫他们名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戴安澜带领部队入驻中国远征军。此时，戴复东去看望父亲，看到他依旧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心中大为欣慰。戴安澜提到希望能够战胜敌人，让全家团聚过个胜利的新年，然而这次相见竟成了永别。

在抗战期间，戴安澜撰写了《痛苦的回忆》，总结自己在战争中的经验与教训。1933年，在华北抗战时，戴安澜深入前线，与日军激战，并总结出步机枪配合的关键。即便身处生死瞬间，戴安澜仍以冷静思考来为战斗寻找胜机，这种敢于冒险、精心策划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戴复东。

戴安澜在缅甸战场的英勇事迹更为显赫。他带领第200师与日军激战12天，虽然日军数量远远超过自己，但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然而，在后来的战斗中，戴安澜不幸负伤，腹部中弹。即使如此，他仍坚守指挥岗位，直到伤势加重，最终在一处偏远山区牺牲。

戴安澜牺牲后，戴复东与母亲一起，决定尽力让家庭度过艰难的日子。为了不让年迈的奶奶知道这个噩耗，母子俩白天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夜晚才相拥而泣。很快，戴安澜的死讯传到家里，王荷馨悲痛欲绝，甚至多次昏厥。

1943年4月1日，戴复东坚定地承诺要照顾好弟妹，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以极大的决心投身学习，并承担起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的重任。随着年龄的增长，戴复东始终不忘父亲的遗志，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他在中央大学学习时，积极参与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并为受伤的同学献血。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工作，为家庭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此过程中，他始终关心弟妹的成长，教导他们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不图虚荣。

戴复东的努力和成就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最终他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晚年，他常常回忆父亲的英勇事迹和母亲的辛劳付出，并将这些作为家族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戴复东从未忘记父亲的遗志，父亲在生前有两个愿望：一是击败侵略者，恢复河山；二是实现国共合作，重建中华。虽然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但第二个愿望仍未完成。戴复东和弟妹们决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