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丰年间，清朝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起义和内乱，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变是最具规模和影响的三大运动。然而，由于捻军未被列入中学教材，很多人对它知之甚少。本文将探讨张乐行等领导下的早期捻军运动，分析他们的失败给后期捻军带来的影响。

“捻”字来源于“股”，指的是捻军经常集结成群，形似一股。捻军大多来自底层百姓，他们与白莲教等秘密组织有联系。捻军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1814年，说明它早在嘉庆年间就已出现。捻军活动通常是非法的，比如贩卖私盐、打家劫舍，并且他们常以“劫富济贫”作为借口。他们的活动方式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即平时是普通百姓，外出时则成为捻军。

咸丰年间，中国人口已达4.3亿，土地问题严重，官僚腐败，鸦片战争的阴影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一时期，除了太平天国，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叛乱发生。

捻军的兴起与淮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1851年，淮北地区的捻军已经遍布各个村庄，甚至许多地方官府也与捻军勾结。该地区位于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四省交界，属于“治安真空区”，当地人为了谋取暴利，纷纷参与到私盐贩卖中。而在清朝盐业的垄断政策下，民间盐价高企，使得盐业成为暴利行业，很多人选择铤而走险，进行私盐交易。贩卖私盐在清朝是重罪，地方政府会派兵捉拿私盐贩子，因此，捻军为了应对政府的追剿，开始聚集力量，组织反抗。

1851年，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淮北的捻军也趁机活跃起来。1852年，捻军在亳州雉河集结，张乐行被推举为盟主，号称“十八铺聚义”。此时，张乐行和龚得树是捻军的主要领导人。张乐行出身地主家庭，但靠贩卖私盐为生；龚得树出身贫苦家庭，识字较少。张乐行的队伍在1852年发展到一万人，带领捻军快速扩展。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并派遣精锐部队北伐，捻军趁机展开行动，扩大活动范围，甚至与太平军合作。然而，与太平军的严密组织相比，捻军纪律松散，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根据地，他们的活动主要以掠夺为主，这种低级的农民运动类似于癌细胞的扩散，破坏了各地的生产，迫使广泛的农民被裹挟其中，形成恶性循环。

捻军的初期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发动反清运动。当时，清朝主要集中精力应对南方的太平天国，而对捻军的态度则是采取招抚政策。张乐行曾三次投降清军，但又因粮饷不足三次反叛。捻军长期依赖打家劫舍，难以适应正规军的纪律和管理。

为了应对捻军，清朝在安徽地区加强了团练，这种民间武装力量成为应对“流寇”的有效手段。通过团练，清朝能够调动民众力量进行防守，并采取坚壁清野策略，切断捻军的补给线，逐渐将捻军逼入困境。

1855年，捻军在雉河集再次集结，张乐行被推举为“大汉明命王”，并设定尹家沟为“首都”，雉河集为“陪都”。捻军仿效八旗制度，设立五旗，并出台了十九条军规，以加强军纪。然而，捻军的作战方式依旧以烧杀抢掠为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捻军的军事策略主要模仿蒙古骑兵的战术：步兵正面进攻，骑兵从两侧包抄。虽然这种方法在对抗少数清军时有效，但面对规模较大的清军和团练时，捻军逐渐显现出疲态。

1855年9月，张乐行带领捻军在华北地区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很快清朝加大了对捻军的打击力度。1860年，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捻军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在安庆之战中，捻军主力损失惨重，张乐行不得不撤退。

1861年，捻军在淮北逐渐分裂，部分捻军选择与太平军合作，部分则坚持独立作战。最终，张乐行被俘并斩首，而捻军残余力量继续与太平军残部联合，进入了西北回乱的历史进程。

早期捻军的失败，不仅因为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革命目标，还因为他们过于依赖破坏性战术，缺乏可持续的社会建设理念。捻军的教训对后期的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