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年沉默,朝堂无声,楚庄王被世人讥为昏君。然而当钟鼓停歇,他一声令下,肃清权贵、整顿军政、亲征中原,一举奠定霸业。
这场看似荒唐的沉醉,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谋划?
前613年,熊旅继位,史称楚庄王。登基之初,朝野满怀期待,盼他能继承楚穆王余威,振兴国政。然而,出人意料的沉寂开始了。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政事,日夜饮酒作乐,有敢谏者死。”宫廷内外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敢当面指责。钟鼓之声昼夜不绝,郑姬、越女伴舞侍寝,王室陷入奢靡之中。君王沉迷声色,政务荒废,楚国仿佛被搁置在权力空转的旋涡中。
但这一切太过整齐,太过有序,甚至让人怀疑这场“纵乐”背后是否另有目的。
首先,楚庄王并未任由贵族专权。若敖氏虽为楚国大族,却未能在此期间扩大权势。相反,部分旧臣反被排挤于朝堂之外。朝政不动,兵权不乱,户籍赋税照常征收,地方尚无叛乱。这不是政变前夜的混乱,而是一种深藏的压制。
第二,楚庄王对谏臣的打压极为严厉。流传最广的例子,是苏从入朝谏言被拒,传言其“冒死求见”,庄王命左右拖出廷外,几欲处死。但事后,他未被杀,反被秘密安置在王宫之侧。此举显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意收敛异见,削弱贵族干政的渠道。
最著名的一幕发生在三年后。大臣伍举以“有鸟三年不飞不鸣”为喻,进言庄王。王不怒反笑,答:“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是一句安慰的场面话,而是提前布下的转折伏笔。
为什么三年?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议。这段时间庄王并未真的怠政,而是以纵乐为掩,清洗朝中权臣,削弱旧贵族影响力,并秘密储备亲信、调整兵制、整顿财赋。他需要时间,需要绝对沉默中的观察和布局。
而三年这一界限,也可能是庄王为自己设定的破局时间点。历史在这一年骤然转向。
在沉默的第三年末,楚庄王突然下令“罢乐听政”,亲自召集朝会,任命苏从、伍举入政,恢复百官朝议。曾被边缘化的忠臣迅速回归政坛。国人震惊,但又纷纷称颂。朝中传言:“王非不为政,乃为清君侧也。”
他清理内政、整顿礼法、削弱若敖氏,任孙叔敖为官。大治之始悄然成形。更关键的是,楚庄王开始亲自掌兵,恢复对边地将领的直接指挥。
这三年,表面荒唐,实则暗藏权术。没有仓促变法,没有公开诛戮,只有潜移默化的肃权与重构。楚庄王以三年沉默为刃,断开旧政脐带,为新秩序打开通道。
钟鼓之间的沉醉,是他对敌人的迷惑,也是对臣子的筛选。他不需要被动服从的朝臣,而是识大局、耐蛰伏的合作者。
等钟鼓停歇,真正的楚庄王才登上历史舞台。
三年沉默,钟鼓不息,朝臣不言,政事停摆。这不是昏庸,而是一场蓄势已久的压制。楚庄王压住了所有声音,等的就是一次彻底的重构。
最早敲响警钟的是伍举。这位旧臣不畏死谏,以寓言方式问王:“阜上有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何意?”庄王没有动怒,只淡然一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从此,政局开始翻转。
王命第一道,肃清宫廷亲贵。若敖氏势力根深,掌控兵权、赋税、土地三端。庄王令叔麋密捕其党羽数人,深夜诛于郢都南门,收缴印信,收编属军,兵权一夕归中央。接着,潘崇、子孔等大族旧臣被罢免、流放,其宗族被划为“下列”,剥夺参政权。庄王出手之狠,出人意料。
伍举、苏从随后被任命为中枢大臣,协理政务。两人分掌军政,奏章重启,朝议恢复。政令严明,百官震慑。楚国的行政体系开始由王权主导,脱离大族干政的格局。
此时,庄王提拔了一个关键人物——孙叔敖。这个出身寒微的贤士被任命为令尹,即楚国宰相。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整顿田制。楚国地域辽阔,豪族侵地严重。孙叔敖主导的“籍田”政策重新丈量土地,将擅占土地充为官田,供国家调度,赋役体系开始正规。
紧接着,他主持兴修水利,疏浚白水塘、修筑麦田堰,缓解数十年南境水患。民生初定,农业恢复。此举获得民众普遍称颂,庄王也因此获得“仁政”声誉。
政务稳定后,军事改革同步启动。庄王重新整编军制,设三军九营,车兵、步兵、骑兵分设营统,赋予边将权力,但归属中央指挥。南境的巴人骚扰频仍,庄王派景差征讨,斩首数千。
楚国逐步显现雄主气象。但庄王并未止步于内部改革,他把目光投向中原诸侯。
庸国背楚投晋,庄王亲征,一战灭庸,西南诸国震动;紧接着命伍举北伐郑国,迫使其朝贡楚。前598年,庄王问鼎中原,派使者至周王室询问九鼎轻重。这是公然的王权试探,是对周天子地位的挑战。
外交上,楚国与陈、蔡、郑结盟,逐步孤立晋国,形成自己的南方同盟体系。庄王此时已然脱离一国之君的定位,转而成为区域霸主的缔造者。
到了这一年末,楚国大臣数量重整,豪族势力基本被排除出权力核心,政令统一。三年沉默之后,一年雷霆之变,楚庄王真正成为主宰楚国命运的王者。
而这一切,只是他更大野心的序幕。
熊旅登基之初,楚国尚在风雨之中翻涌。楚穆王驾崩后,新王继位,权力格局尚未稳定,若敖氏等大族势力深厚。按《史记·楚世家》记载,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更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朝野由此陷入一种静默的压抑氛围。
三年之内,王室内部矛盾蠢动。史书记其行乐左右:左抱郑姬,右挽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似取享乐为常。这一时期,朝政基本不见君令颁布,群臣不敢轻启议事。朝中礼乐大幅扩张,声色成了一个表象、一个遮掩真实意图的层面。
在沉默之中,一次王宫仪式上,伍举获准进入廷议。他以隐语提问:南地有鸟,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庄王则回答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举退下,王沉思数月。此一问一答,在后代成为经典典故,被解读为君权隐忍、伺机出击的象征。
但沉寂未因此止息。王宫声色进一步加剧,淫乐活动被史书称作“益甚”。朝中士人、旧臣无可发声。传说大夫苏从强行入朝,质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此语如重锤落地。
庄王遂下令“罢淫乐,听政”,开始恢复政务。史载诛杀者数百,进用者亦数百,任伍举、苏从管理政事,国人大悦。那一年楚国灭庸,预示政局转向。
楚国表面风平浪静,其实暗潮涌动。王以静待变,以声色为掩,以禁绝谏言为警戒。正是这段看似荒政的“三年”成为后来权力重排的伏笔。
庄王裁乐之后,政改启动。朝中旧势力若敖族、自恃门阀与贵族,开始在权力中心被重新划界。王朝上下震动,肃清残余势力成为当务之急。
伍举、苏从得以入朝掌政。伍举以直谏著称,苏从以刚正不阿为人所知。新秩序下,朝廷奏章重启,王令如潮。国中大喜,称其“国人大说”。一时间,侍从与近臣联络重建,政务书写恢复正规。
与此同时,孙叔敖被提升为令尹。孙叔敖出身芈姓贵族,但其品格正直、治水有成。在他执政期间,楚国开始展开对内整顿与水利工程的修缮工作,使国家根基得以稳固。孙叔敖在历史上被认为在楚国水利、财赋治理方面颇有贡献。
在变革步调尚缓之际,庄王开始针对边地与诸侯展开军事整顿。庸国入侵边疆,王令出师讨伐,一举平定。宋国、郑国因楚国态度趋变,边境往来与征伐交错出现,外交态势开始向楚国倾斜。
政改中,王室内部的权力结构被重塑。豪强不得再随意干预郡县政事,地方官吏需对中央负责。赋税、徭役制度逐步规范。内幕记录表明,部分地方人士在此时被调离或替换,以弱化他们对中央的牵制力。
与此同时,外交象征行为出现。庄王遣使至周朝,询问九鼎之轻重。虽并未真正迁鼎,但这一举动在异邦众国眼中释放出楚国意欲更进一步的信号。各诸侯国对此高度警觉,却无可立即抗衡。
渐次之间,楚庄王由沉默君主走向亲政之位。那三年沉默仿佛一层覆盖,遮住真正的意志萌动;当他真正出手时,政务井然、对外杀伐同步启动。朝局从混沌到秩序,是庄王最初也最关键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