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夏，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细雨绵绵，杨伯涛满脸怒气地从寝室走了出来。他愤怒地朝王耀武的房间走去，一推开门，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杨伯涛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不满，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气得仿佛要吃人似的。

王耀武知道杨伯涛心里在想什么，毕竟他曾是雪峰山会战的指挥官，对杨伯涛的愤怒情绪也理解。他虽然已经成了战犯，但仍保持着过去的风度，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我明白，我都明白。”

杨伯涛怒气更盛，话语中带着明显的讽刺：“你当然知道！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中国的罪人！”

王耀武站起身，神情平静，微微一笑：“我那时也是奉命行事，老蒋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你也不过是听我的命令而已。那时候，老蒋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和你没什么关系。”

杨伯涛听了，依然气愤难平。雪峰山会战的事，永远是他心中的伤痛。他总是想不明白，明明已经围住了日军，为何王耀武要下令撤退，导致战局的彻底逆转。心中甚至开始怀疑，王耀武是否与日本人有着某种隐秘的交易。

这个疑问困扰了他多年，直到他收到邱维达的一封信，才解开了心头的疑虑。那么，雪峰山的这场战斗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耀武下令撤兵？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小僮的叙述中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5年春初，雪峰山下烟雨蒙蒙，杨伯涛带领着18军11师，准备夺取关键阵地——石下江。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许多人都心中暗暗誓言：一定要守住家乡芷江，绝不能让日军侵占。

那时，日军已经展开了大规模反扑，抗日形势变得非常紧张。芷江是中国的重要空军基地，控制它就相当于扼住了日军的咽喉。杨伯涛和部队肩负着重任，在石下江阵地上激烈作战，最终获得了胜利。

然而，战斗结束后，传来了噩耗——日军已经成功突围。雪峰山本已形成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大量日军借机逃脱，而这个口子正是杨伯涛撤离后暴露出来的。

这一撤退，正是王耀武下的命令，而杨伯涛的愤怒正是来源于此。那一战，他失去了许多战友，甚至连开战前还与他嬉笑打闹的营长也在战斗中牺牲。他的痛苦不仅来自失去兄弟，更因为亲手让日军逃脱。每当回忆起那一幕，杨伯涛的心头便沉重如石。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雪峰山会战的背景。1945年2月，湘西的芷江机场，陈纳德指挥的中美联合航空队从这里出发，对日本东京进行了猛烈轰炸。炸弹甚至击中了裕仁天皇的宫殿，震怒了日本政府，迅速展开了报复行动。

为了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日本大本营决定对芷江展开军事打击，目标是摧毁芷江空军基地，切断中国的空中支援。为此，日军集结了5个师团和3个旅团，共8万兵力，从三路进攻湘西。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早已准备好迎接这场战争。十几万精良装备的国军部队已经布置在雪峰山一带，此外，中美空军的联合进攻也使得日军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作为主力部队被派往前线，准备围歼来犯的日军。从兵力、装备到地形，国军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胜利几乎没有悬念。

就在日军陷入绝境，几乎弹尽粮绝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耀武突然下令，让杨伯涛撤出石下江阵地。这一命令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尤其是杨伯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胜利的眼前撤兵？

结果，日军趁机突破了包围圈，成功逃脱，虽然雪峰山会战最终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本应全歼的日军大部却得以逃脱，战果大大打了折扣。

战斗结束后，杨伯涛和他的部队遭到各方质疑，甚至有人直接指责石下江的失守是由于杨伯涛指挥不力。

面对这些指责，杨伯涛倍感屈辱，心中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王耀武当时要撤兵？他曾怀疑过，是不是王耀武与日军有某种秘密协议。

直到多年后，杨伯涛收到了邱维达的来信。信中揭示了撤兵的真相。

原来，当时蒋介石为了挽回国民党的形象，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增强政治影响力。湘西会战的总指挥何应钦深知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他也希望尽快结束战斗，好在国民党六大上做汇报。

然而，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下令：必须尽快结束战斗，何应钦因此命令王耀武放开包围圈，给日军留条生路，以便尽早结束战斗。王耀武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只能执行命令。

当杨伯涛得知真相后，他终于明白，王耀武并不是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遵循上级的命令。正如王耀武所说：“当年的事，我也要负责任。”

但这个责任并不仅仅是王耀武个人的，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决策失误的结果。

尽管如此，杨伯涛心中的痛苦依然没有完全消散。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兄弟，那个在战前和他嬉笑的营长，永远也回不来了。而他，却不得不背负着“放走日军”的骂名，度过余生。

1959年，杨伯涛被特赦，成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他开始撰写和研究历史，试图通过文字为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在那些岁月里，他渐渐释怀，不再为当年的过错所困。

他曾说：“我们都是时代的罪人，但我们也是抗日的功臣。”或许，这句话正是对他和王耀武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