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道德经》）帛书，分甲本与乙本。由于墓主利豨死于公元前168年，比老子晚了300多年，因此马王堆道德经是西汉初期流行的版本。

但在二十年之后，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考古发现战国版《道德经》，大概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左右，该版本与马王堆《道德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除了考古发现外，还有大量传世版道德经，古今最常见的是三国王弼注释的“通行本”，另外还有260多种版本。

问题在于：马王堆、郭店版、传世本的道德经有何不同，作者到底是不是老子，中国古代是如何保存、流传道德经的？等等。接下来，简要的谈一谈这些问题。

道德经的作者是谁

对于道德经的作者，司马迁也不确定，给出了三个可能，即孔子时代的周王室史官老子、或楚人老莱子，或秦献公时代的周太史儋。因此，道德经的作者是个谜团，并不一定是老子，乃至是不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都不能肯定（原因见下文）。

但郭店楚简的出土，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作者的范围，显示道德经作者应该生活在春秋时代，或者说最早是战国前期。

比如，郭店版只有一处“取天下”，即“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周王室“无事”恢复天下共主地位，但汉后道德经多次提到“取天下”，是诸侯取天下，显然当时天下归一大势所趋；此外，还有反战力度不同，郭店版反战力度远低于汉后版本，说明当时战争烈度应该还不大。

因此，郭店版道德经内容，不太符合战国时代，反而更符合春秋时代。当然，想要据此认定作者是老子还是老莱子，目前还做不到，只能说按照传统习惯认为作者是周太史老子。

马郭版本不同原因

马王堆和郭店版道德经存在很大不同，其中不同比如马王堆版中反战思想越来越强烈、提出“绝圣弃智”和“绝义弃仁”的否定仁义礼、多处“取天下”、以及浓郁战国历史背景的“万乘之主”与“三十辐共一毂”（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战国中后期才出现“三十辐共一毂”的车轮）等，而郭店版却比较微弱或没有相关内容，总体来说不同之处很多。

因此，根据两个出土版本的不同，大致可以判断马王堆著于战国中后期、郭店版著于春秋晚期。

那么，这两个版本都是道德经，主体基本相同，那么为何会有不同之处？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老子或老莱子写出了“道德经”，战国古人（极有可能是周太史儋）在此基础上“创作”，当然中间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创作”，甚至夸张的说被改写的“面目全非”。汉朝之后，其实也有改写道德经，只是主要因为“避讳”的改写，幅度不算太大，比如因为避讳汉文帝刘恒之“恒”，于是将道德经第一句话“道可道、非恒道”改为“道可道、非常道”。

可见，我们所读的道德经，其实不是最初版本，而是先秦不同时期集体创作的结果。类似作品还有不少，比如“山海经”也是如此，还有“尚书”等。总体来说，先秦很多作品都存在这一现象。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考古发现，那么我们就会以为所读的道德经著于春秋晚期，但因为传世道德经中的部分内容又与春秋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以前就有人怀疑道德经可能是“托古伪作”。

这种文献“层累”现象，在国外则更为普遍，比如阿拉伯的《道里邦国志》，据说是9世纪的地理学作品，其实就是多个时代集体创作的结果，还有雅古特《地名辞典》也是如此，甚至因此让后人误以为“哈瓦利吉派”宗教从7世纪一直活跃到13世纪。但如果搞不清楚，就会以为《道里邦国志》完全是9世纪的作品。

据此，那么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作品，其中很多记载了先进科技或理论，真的是2000年前的吗？或者，真相是后人在前人作品上不断“层累”的结果？

中国文献注释体系

没有任何声明的修订、增补前人作品，还沿用前人“书名”，势必会带来很多问题，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时空错乱。比如后世道德经中的“三十辐共一毂”，那么就会让人以为老子时代已有这样的车轮，还比如某些后世的先进科技或理论修订到数千年前的前人作品中，那么必然时空错乱。

对于这一问题，汉晋时期的古人慢慢意识到了，于是发展出了“注释体系”，不改变原文、而对原文字词等进行解释。比如，古今流传的通行本道德经，其实是王弼注本。

这样，古代很多著作就能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某人想要表达某些观点，可以通过对经典的注释或自己的理解来“夹带”某些的观点。

当然，印刷术出现之前，只能传抄相关文章，其中还有别有用心者，因此很多文章必然出现多个版本，这是难以避免的，比如道德经就有260多个版本。换言之，即便印刷术出现了，因为此前已有很多道德经的版本，那么也就不可能改变道德经版本众多的事实。

中国“注释体系”除了更便于让作品原文流传下来外，因为古代注释家距所注古代文献的时代较近，对古代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注释对于后人理解经典非常重要，同时注释的内容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比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实对“水经”的注释，最终价值却高于“水经”。

相比之下，古代国外基本没有注释体系，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最常见的是在前人作品上不断修订、增补，乃至直接篡改，导致后人难以判断作品年代；一方面没有注释帮助，如何能准确释读更古老的文章？要知道，文字读音和内涵都会随时代不断变化，比如“乖”在唐之前本意是“不乖”，西方文字内涵难道几千年不变？如果不断变化了，那么如何准确释读呢？

最后，透过道德经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再看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等的文献，只能感慨西方所谓经典文献的流传实在太过“神奇”，好似有“西方大神”保佑，让它们能“原汁原味”的流传下来，且还能被精准的释读。如此，西方历史中的古希腊古罗马等不被质疑才怪。

因此，所谓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作品，大概率是文艺复习之后不断修订增补的结果，且修订增补的内容远大于“原著”（出现时间不确定），于是才会违反文献流传的基本规律，才会出现经典作品版本很少的现象，才会导致文献与考古远远对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