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次日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上，小舅郁慕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国家的统一是必然的。我希望有生之年，要看到民族的复兴，这才是最主要的。”

小舅郁慕明生于1940年7月19日，曾任台湾地区的新党第一届至第八届主席、新党荣誉主席。小舅出生在上海颇有名气的望族家庭，曾祖父郁怀智是上海著名的绅商。用母亲郁慕云的话说：自己生长在封建大家庭中，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虽然比不上《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但要比巴金笔下的《家》大得多。可是到了“文革”前后，对于大家庭中的任何人与事，母亲都讳莫如深，再不敢轻易提及，因为“资产阶级”成为难以启齿的“家庭出身”，而“海外关系”也成为家庭和个人的沉重包袱。

小舅郁慕明

郁氏家族

郁氏世居黎阳（今河南浚县），《郁氏家乘》以出自黎阳的天行公为始祖，为避战乱而南迁，于“明清易代之交，流离来沪，将三百年矣，自芾棠公后子孙日众”，二世为坤元公，三世为廷瑞公，四世为铣公，五世为光发公，六世为怀智公。

郁怀智（1853-1918年），字屏翰，自号素痴，生长在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上海。

《上海名人辞典》载“郁怀智”词条释文曰：

郁怀智（1853-1918年）清末民初江苏上海（今上海）人，字屏翰，自号素痴。幼肄业于广方言馆，后经商致富。热心教育、慈善事业，曾创旦华学堂及普字义学七所，资助其他学校十九所和慈善机关二十一处。还办理其他公益事业，统计捐款共银三万余两和二万四千余元。

注意提倡实业，购桑秧千株分给法华乡、引翔港乡农民，并购美国棉子试种，译刊《棉树栽培新法》、《棉种改良法》、《培棉肥料浅说》等分送社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选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办事总董。后任上海华商公议会办事处副总董事、南市商业体操会监察、地方公益研究会议员。

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被选为沪军都督府副财政长。

1912年，与陆费逵等在沪组织内地电车公司。卒后县里为之立纪念碑于公共体育场。

著有《素痴老人遗集》。

公共体育场建立的纪念碑

郁怀智幼年肄业于广方言馆，这是近代设立在上海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他入学后，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在该校肄业生三年期满，“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翻译，承办洋务，即可由此遴选”。郁怀智从事棉布业，经商致富，《郁氏家乘》称：“（郁怀智）以家贫乃经商，营洋布棉纱业，守信义、重然诺，中年以后以业起其家。”

家住南市老城厢，离租界很近，耳濡目染，了解到租界建设的近代理念和格局，及工商经营、治安管理的先进和合理，这些都与清政府的老城厢大不相同。新事物曾深深地刺激郁怀智等上海绅商，促使他们去学习，去模仿，身体力行并“群策群力，以谋公益”，要求建立自治组织、建设市政、修筑马路等，他们的“闳识热忱，久为乡里所推重”。

上海商团是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的自卫武装团体。清末，朝政日非，国境频蹙，沪上人士忧国忧民，以自保自卫为目的，发扬尚武精神，成立了商团组织。郁怀智在二十世纪初期，与子郁锡璜（葆青）设学会、办商团，联结群众，注目地方自治。

《上海县续志》记载“商团”的兴起：

先是沪人士鉴庚子拳匪之乱，咸以民智闭塞，国势孱弱，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于是，穆湘瑶等设沪学会于沪南；郁怀智等办商余学会于沪北；苏本炎等立商学补习会于沪城，礼聘通才研究各学，均设体育一科。李钟珏、王震等复发起南市商业体操会；吴馨等继起沪西士商体育会。

沪学会和商余学会成立较早，除研究专门学科外，还设有体育科（后为部），“以资自卫而谋富强”，继之而起的是商学补习会、商业体操会和沪西士商体育会，共成立了五个商团组织。“鉴于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五组织一边锻炼体魄，研习武艺；一边治安巡逻，保家卫国。商余学会创设者是郁怀智，与其他五位商团领导者沪学会体育部的穆湘瑶、商学补习会的苏本炎（筠尚）、商业体操会的李平书（钟珏）、王一亭（震）和沪西士商体育会的吴馨一样，都是上海的著名绅商。商团团员有工商业者、店员、职员、学徒，还有文教界人士。

成立商余学会，起先是由郁怀智之子郁葆青提出，后得到郁怀智的同意。“公（郁怀智）尝允锡璜（郁葆青）之请，发起商团，曰‘强身所以卫国也’”。其前身“是国民义务社，因为遭清廷所忌，改名为商余学会。会址在邑庙豫钱粮公所内，操场在斜桥丽园路火腿公所隔壁”。学会内分智育部和体育部，各有学生五百余人，体育部的学员就是后来商团成员。五个商会学员的毕业文凭，辛亥前都由苏松太沪兵备道发给，上海光复后，文凭由民政总长李平书发给。“当时，上海道台刘襄荪把商团团员都作为他巩固政权的得意门生，不料革他命的就是他发给文凭的洋枪学生”。

1906年8月8日，南市商业体操会在商务分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李平书为正会长，李咏裳为副会长，莫锡纶、郁怀智等四人为监察。9月2日，南市商业体操会“正式开始操练”。

与组建商团同时，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也在进行中。郁怀智既是商团领袖，又参与了上海城厢的自治及管理。

《上海市自治志》称：“中国之举办地方自治以上海为最早。时当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之后，朝议方谋变法策自强，识时之彦，闻风兴起。上海东南大埠，士绅之开通者，多惕于外权日张，主权寖落，道路不治，沟渠积污，爰议创设总工程局，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面临“外权日张，主权寖落”，上海有识士绅清楚懂得：“非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必不足以图强。”以强烈的热情要求参政，集议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并向苏松太道袁树勋提出申请。“袁氏对此，非常同情，1905年8月6日照会许可，令其开会集议，拟章送核”。10月16日，袁树勋发出公文，在上海绅商公举互选的七十六人中，核准总董、办事总董等人员：

本道复详加采访公举各人中，选定李绅钟珏为领袖总董，莫绅锡纶、郁绅怀智、曾绅铸、朱绅佩珍四人为办事总董。莫绅、郁绅常川驻局，曾绅、朱绅常川到局。姚绅文枬等三十二人为议事经董。

总董、办事总董、议董等，是由当地绅士及城厢各业商董秉公选举后，呈请苏松太道核准选定，成为参与上海首届地方自治的成员。

总工程局设在毛家衖（原马路工程局水利局旧址），“开设总董五人为办事机关，……内分设文牍处、工程处、路政处、会计处、警务处。凡清道路灯、开筑道路、修建桥梁、浚河填浜，兴办学堂、编设警察，以及地方一切公益之事，无不备举。并禀设裁判所以便诉讼”。郁怀智是五位办事总董之一（加上领袖总董共五位），又是二位常川驻局之一。常川驻局一职，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纲》第三章第十节规定：本局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置科长一员，由常川驻局之总董，分任监督之责。

次年2月8日，各业会馆董事召开会议，选举华商公议会办事董事。董事为丝业董事吴少卿，副董事为洋货业董事郁怀智，钱业董事谢纶辉为会计董。此外，董事有周晋镳、朱葆三、陈辉庭、虞洽卿。办事处设在南京路39、40号。

按工程局总纲规定，办事总董额定四人，任期四年，每届二年改选半数。1907年8月“议会开特别会，签留议董十六人，举留总董二人”，两位留任总董是莫锡纶和郁怀智。郁怀智继续担任办事总董一职，直至1909年12月止。

1909年6月18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改名为上海城自治公所。年末，按照自治选举章程选举议事会议员，郁怀智当选为议员，任期从1910年1月至1911年9月。1911年8月至1914年3月为市政厅时期，郁怀智任名誉董事。

辛亥革命前，郁怀智组建商团，又在上海地方自治组织中担任办事总董、议员、名誉董事等要职，参与了上海城厢地方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工作，锻炼并发挥其领导才能。

郁怀智（1853-1918年）

商团在上海光复之役中厥功尤伟

方椒伯《上海商团史略》记载：

上海之有商团，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租界商团中华队加入万国商团始。当时上海内地城厢各区正举办地方自治，因而商团亦崛起于一时，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陆续组织起来，至1913年二次革命时期被解散，阅时八年。此八年中，组织的团体，多至27个，人数达2700多人，历年保卫地方治安，获益匪浅，而其对于响应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之役，厥功尤伟，实为当时人民群众极有价值的组织。

方椒伯将当时各团名称、主持者、参加人数及驻所等，列表如下：

这些“实为当时人民群众极有价值的组织”，领导者大都是上海商界的领袖，热心于地方自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郁怀智、郁锡璜（字葆青）父子领导的商余学会和洋布商团，合计人数400人，约占商团总人数的14.7%，仅次于李平书的商团公会，比苏筠尚的商学补习班多80人。商余学会与其他商团之间有着主从关系，“当时在商余商团领导下的洋布、清真、韫怀、伶界、沪西、救火联合会等七个单位，因为人事地区关系组成一个系统，负责西北半城的治安”。综合而论，郁怀智领导下的商团联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战斗力量。

商团在著名绅商的领导下，依时勤练，保卫家园，“这时候上海每一个地区，每一条街都有商团组织，维持地方治安，盗贼绝迹”。在辛亥革命以前，商团组织在治理地方、保卫家园方面就显示出它的作用和威力，它正在等待时机，大显身手。终于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与起义部队并肩作战，英勇抗敌，“识者早知其能成大事焉”。

光复上海，主要策动者和领导者是陈其美和李燮和。欲在上海发动起义，仅凭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在治理上海城厢方面较有成效的商团组织；各业商团领袖又是工商界的领导人，在社会上有影响力，一旦发动起来，声势必然浩大。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重兵镇压。宋教仁自武昌致函陈其美、杨谱笙等：“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闻上海所购子弹，未得成就，不知以后另有设法否？总乞力谋之。”战事吃紧，亟望上海同志“力谋”购买枪支弹药，解救武汉之危。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我们上海全体同志极为振奋，认为机不可失，皆跃跃欲试”。陈、李都感到时机已到，陈其美“联络各报悉力鼓吹，而民志以摇”，李燮和“得陈汉钦、黄汉湘以招拊淞沪军警，而军心亦变，将以之组织光复军”，陈其美还因“李平书联络上海城内外各段商团，而张其羽翼。不旬日而人心思汉，蠢蠢欲动矣”。陈、李再清楚不过的是，单靠两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在治理上海城厢方面已见成效的商团组织。

10月24日（九月三日），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等在民立报馆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决定争取部分士绅及其领导的商团参加起义，并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作为起义工作之重心。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商团方面，原先拟定上海“待南京先发难”后再行动，但考虑到“汉阳危急，非上海响应，无以解武汉之危”，于是“决计先从上海入手”。并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各商团在南市九亩地（今大境路）举行检阅典礼，推举李显谟（英石）担任上海商团总司令，以下有六位司令：沪学会以穆湘瑶为司令、商余学会以郁怀智为司令、沪西士商团以吴馨为司令、商业体操会以李钟珏为司令、商业补习会以苏筠尚为司令、闸北商团以钱贵三为司令。战前部署明确，各就各位，只等一声令下。

11月3日上午九时左右，各商团队伍在斜桥上海总商会集合，“队伍排列好后，即有人登台演说，宣布独立，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一时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午后，商团集合到沪军营操场去领枪。商团的枪械原先是禀请巡道拨给，也有各团自己购置的。苏松太道曾经“拨给一百六十枝，商余学会自置六十枝”。后来商余学会商团又“购有1888年德造的7.9咪哩口径套筒式枪七十二支”。李英石将敢死队介绍给大家见面，鼓励大家不怕死。接着会员执行命令，商余学会商团等“西北半城的七个商团担任进攻城厢各衙署，占领西北半城城门防守九亩地附近改过所、监狱、自新所及维持治安”。副会长“郁葆青当众剪去发辫表示决心”，众会员斗志昂扬，“要求愿意参加攻打道署的团员签名，共四十余人，其团员分派各地防守”。

冯润生是商余学会体育部二期的毕业生，后担任商余学会商团和韫怀商团的教练，并亲自参加光复上海的战斗，他描述了商余学会攻打道署的经过：

此时闸北骑巡队员郝汝霖、傅贵廷带来北火车站附近的便衣队六十余人到会，有的短衣上罩马褂，有的赤着脚，都是帮会中人，是闸北李征五（后任闸北光复军司令）组织的，说是来参加攻打南市的。他们携有土制手榴弹，形如胆囊，黄布包扎，来时没有走租界，从郊区绕道而过。我们当即招待他们吃了夜饭，半数前往攻打制造局，半数随同出发攻打道署，出发时，商团和敢死队六十余人分二队，自东西辕门分头进攻道署。听说道署亲兵很精锐，抵抗势必剧烈。未料到达水仙宫道署时，电灯雪亮，亲兵已避走，道台刘襄孙也已逃走。我们在签押房内取出卷宗堆在大堂屋檐下，又在附近搞到一听火油放火，道署房屋低矮，大火熊熊，燃着屋檐，我们到各房内搜索无人。小南门救火钟鸣钟救火，我们随即离去到光启路上海县署，攻进大堂，见物就毁。知县已不知去向，即派十余人看守监狱及自新所，都在县署毗邻。任务完成后，我们仍回访鹤楼会所。

郁氏父子率领的商余学会商团是进攻城厢各衙署的主力，攻克了道、县署，道台刘襄孙乘乱逃跑，“以为革命未必成功，尽挟卷宗，避居租界内洋务局”。又闻上海道已电告清廷：“商团全叛”，更激发团员的斗志。郁氏父子领导的商团抱着有攻必克的决心，增援攻打制造局的战斗。

光复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是关键。制造局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军火产地之一，储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总办张士珩（楚宝）“闻武昌兵起而以戒备，亲率卫队，日夜周巡以申儆工人”。制造局提调李平书曾力劝张：“勿再运炮赴宁”接济清军，张不听。李又“微讽以人心瓦解，恐局中区区守卫，不足以抵制，不如别筹保全之策”，又不听。于是，陈其美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冒冒失失”攻入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结果失败，陈其美被捕。李燮和闻讯后，“就急速动员全体同志和一部分起义新军，组成光复军全力赴援”。以李燮和带来的起义军警为主力，辅以商团和敢死队，共同围攻制造局，声势大盛。张士珩见大势已去，乘船逃入租界，起义军救出陈其美，上海宣告光复。

光复上海的战斗中，郁怀智率团出击，身先士卒，“夜间围攻制造局时，沪学会的穆恕再、商余的郁怀智、沪西的吴怀疚和商补的司令都到场，率领本单位团员接受总司令指挥，分段进攻”。虽然，这里没有足够的资料展现郁氏父子临阵作战时的英勇场面，但是，年近花甲的郁怀智，“虽白发飘萧，犹与父老子弟同事行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郁葆青当众削发明志，激励部下与旧势力决裂，仅此而已，足以说明郁氏父子的决心和行动了。

上海商团参加上海光复战役一举获胜，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抵达上海，“上海商团前往虹口码头迎迓，中山先生驻节扆虹园，商团会员日夜轮值侍卫”。直至中山先生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也特征调上海商团负责警卫，“分任总统府各股工作，并担任教练警卫军，至卸职返沪始止”。担任此重职中主角的，正是商余学会商团。孙中山抵沪当日，商余学会“派会员谭耀明、陆荣彰领队，程镜辉为交涉员，拟武装往码头迎接。向租界当局交涉无效，众志激昂，乃发起收回租界运动，即自动武装入租界，迎至河南路东首赵同记扆虹园内驻节，日夜轮值侍卫”。1912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商余学会会员“奉召侍卫，分任总统府中公务，冯润生主持会计股、闾邱树德主持庶务股、江子良主持交通股、徐永生主持卫生股，皆兼警卫军教练官，尹村夫亦任警卫军教练官”。

新政权诞生后，“每日军需支用，须用洋三万元”，开支巨大，又遇财源枯竭、外资失继，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沈缦云自叹：“鄙人负财政重任，力不能支。”上海绅商和市民自发承担重任，踊跃捐资捐物，解决财政困难。1911年12月2日，众举郁怀智、张静江（人杰）为上海军政府副财政长（举朱葆三为财政长），郁怀智直接参加军政府财政工作，努力筹捐军饷，维持财政开支。郁葆青一人捐出老公茂纱厂股份五十股，合银三千两，张静江出身于南浔富豪，曾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相识，并以巨资给予资助，辛亥革命胜利后任同盟会财政部长。沈、郁、张三人，以各自的社会影响力及财力，“协筹共济，亦复疲于奔走”，替军政府分担责任，共同克服财政困难。

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上海光复的影响和意义，谓：“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以促武汉革命之成功者，不专在一隅之地，而在各省之响应，我党之士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先后光复。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又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动”匾额，留赠沈缦云，“以彰其功”。

建穹碑、议私谥，以志不忘

郁怀智“在朝则福遍苍生，在野则惠溥乡里”，既是上海光复的“有功人员”，也是关注地方教育和公益事业的上海绅商。

据记载，郁怀智“尝创旦华学堂及普字义学七所，先后输资至一万一千八百元。其辅助各学凡十九校，先后捐银六千九百九拾九两、币二千四百元。其捐助慈善凡二十一处，先后捐银二千二百七十五两、币二千一百二十元。其他若施衣、施银、施药、施棺、送善书等，共计捐银四千八百八十二两、币七百九十元。其各省赈捐等，共计银一万零九百九十七两、币一千二百三十元。其办理公众利益先后捐银四千九百零七两、币六千一百余元。统计捐款共银三万零六十一两、币二万四千五百元”。

七所普字义务小学分别开设在贫民较为集中的地区，以便贫寒学生就近上学，且“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并给课业用品”。

1918年郁怀智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此后，每逢农历九月十三（上海光复日），上海辛亥革命同志会都召开会员大会，“藉以纪念”。“适逢革命十周年纪念，曾以扩大征求会员为名举行大会。会堂中供有烈士灵位张沛如、荣九松二人；有功人员长生禄位有李英石、李平书、叶惠钧、沈缦云、莫子经、顾馨一、郁怀智、王一亭、穆恕再、黄涵之、吴怀疚等”。充分肯定了郁怀智在上海光复时期的功绩。人们为他“建穹碑、议私谥，以志不忘”。在公共体育场建立纪念碑；由邑绅姚文楠、李钟珏（平书）、朱佩珍、陆文麓等36人联名发表《私谥公启》，称“谥之有无，在德不在位矣。……按谥法，以善行不怠曰敦，勤施无私曰惠”，私谥之曰敦惠。“则其德行之过人，而合于舆论可知已”。姚文楠、李钟珏等呈请褒扬，总统徐世昌赐褒辞曰：“已故郁怀智孝友传家，慷慨好施”，颁褒额曰：“仁言利溥。”

1919年6月，总统徐世昌颁褒额曰：“仁言利溥”

郁怀智一生“好善则孜孜不倦，治公则坦白无私”。人们赞誉郁怀智的功绩是多方面的，既是“教育界之明星”、“社会之先河”、“慈善界之菩提”，又是“地方之老成”、“实业界之导师”等等。

被称为“教育界之明星”，是因为他经营旦华学堂输资甚巨；其他如商业、职业、紫金、育才、三育、瀹智、赞育、崇实、中英、花业、启智、法华等小学堂，南商会中等学堂、小蓬莱东区小学、七铺小学、女子工艺学校、竞化女学、女子蚕业学堂、东方学堂，及设立振华补习夜校，如此众多的学校，或捐巨款，或助月资，或资助学生出洋游学。更力持教育普及之旨，独资创立普字义塾凡七所，以教贫寒子弟。病中遗训其子孙，“他日勉为其难，毋隳先志”。

被称为“为社会之先河”，是因为他任总商会公断处评议员、县商会公断处处长其间，大公无私，舆论翕然。为洋布业总董时，助地以建振华别墅，为本业同人养疴之所。他如社会改良会、地方自治研究会、家政改良会、南洋劝业会、商会联合会、公养会、救火联合会、二区救火会、实业会、工业会、红十字会及各商团各学会，或为会长，或为会董，或为会员，无不竭力赞助。

被称为“慈善界之菩提”，是因为凡遇灾荒，莫不解囊助赈。如湖南、江苏、浙江、徐、淮、海、镇、扬、安徽、川沙、崇明等处水灾，甘肃旱灾，旧金山地震，日本火灾。并曾亲赴芜湖、和州等地放赈，“与饥黎同食粗粝者匝月”。又至崇明办赈，“跣足渡河，备尝艰苦”。又助本邑各善堂，“亦不辞劳瘁，慷慨捐输，故缙绅先生咸乐道之”。夏则赠人痧药、药茶，年终则散给衣米、角洋，视为常例。

被称为“地方之老成”，是因为他在清季曾被举为工程局总董，后又襄办城壕事务所，“事劳怨不辞，百废俱举”。又“独资填筑紫金路，助资经筑梨园路、福佑路，自辟豫园别径以利行人”。另外“植树表道，捐资造桥，修街修沟等事，不胜枚举”。光复后被举为临时沪军政府财政次长，“捐输政费，襄赞国是，地方秩序赖以维持。逮大局奠定，急流勇退”。

被称为“实业界之导师”，是因为他提倡育蚕，热心改良棉种，躬自植桑、育蚕，发起棉业改良社，助办农事试验场；译刊《棉树栽培新法书》、《培棉肥料浅说》，并著《改良棉种意见书》等赠人。尚有《最新农书》，惜未译竣，赍志以殁。经历年苦心孤诣，制成剪刀牌香烟，“藉以挽回溢利，且将所获之利概办善举，虽其效未著，而耗费已达五千金矣。试制之烟赠各善会及浙办直隶养赈会”。

笔者曾见过一份民国政要的联合签名，落款署名“华洋义赈会”。联合签名说明：“金陵大学堂算学教习裴义理君创办‘义农会’，专为中国贫民种植荒地，自谋生计，办法甚善，至公无私。赞成诸君，均愿竭力襄助，速观厥成，兹特书名于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袁世凯、段祺瑞、蔡元培、赵秉钧、唐绍仪、张謇等社会各界名流三十余人为华洋义赈会书名，郁怀智名列其中。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等社会各界名流三十余人为“华洋义赈会”书名，郁怀智名列其中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缩写为CIFRC），是由中外慈善人士设立的公益机构，为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创办人裴义理（Joseph Bailie），加拿大人，出生在爱尔兰。华洋义赈会以“筹办天灾赈济”和“提倡防灾工作”为职志，为中国的赈灾防灾、兴修水利、复员救济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位于老城隍庙方浜中路509号的“郁良心堂”国药店，是郁怀智于1903年创办的，后又在山西路、西门路（今自忠路）开设两家分行。取名“郁良心堂”，是与上海话“有良心”谐音，表明济世救民的决心。并坚守经商不赚昧心钱，货真价实，用郁家的名字做保证，决不贩卖假药。由于经营有方，信誉卓著，得到周边百姓的好评。

郁怀智开办“郁良心堂”国药号

郁怀智建有郁氏山庄。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郁怀智购地40公顷，兴建郁氏宗祠，余地辟作“昧园”。故址在法华东镇，大致范围南至今法华镇路、东至幸福路（今法华镇路191弄至214号之间）。这片土地，经过精心整治和栽培，树木成林，花草茂密，俗称郁家花园。园内栽桑数百株，“每届春时，辄挈眷育蚕，躬行操作，不惮辛劳，并多购桑秧分发给法华、引翔两乡农民培植，以资推广”。郁怀智与穆藕初等还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辟棉种试验场，自购美国棉籽试种，促进棉业改良。

为纪念父亲和继承善行，子郁锡璜、孙郁元英秉承“毋隳先志”的遗训，将七所普字义务小学改为“敦惠义务小学”，继续办学长达三十年之久。1932年，郁锡璜在法华乡捐地捐款筑路，自木杆桥向南填河浜修筑石片路，以利行人，取名“敦惠路”，以纪念父亲，直到1950年代，敦惠路才改名为现在的幸福路。

上海是富豪大贾云集之地，却非人人都“富而好施”、都为地方事业作出贡献。郁怀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剧变中满怀兴学救国的热忱，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为地方公益事业捐输的精神，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郁氏家族遗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后人，在他们的言行中，处处表现出宽厚和善良。

特殊年代的悲欢离合

郁家也是书香之家。小舅的祖父讳锡璜，字葆青，幼时读私塾，“于英文、理化等事、国学各科亦尝涉猎”，是书法家、诗人，有《餐霞集》《餐霞书话》传世。父亲讳元英，一身文人做派，“花很多时间在诗词和昆曲上”。

曾祖父郁怀智是家中长子，另有两弟怀恭和怀俭。祖父郁锡璜，与父亲郁元英，两代单传。当郁元英和苏州大户严家的严钰琴结婚后，出于两代独子的焦虑，祖父祖母对传宗接代、子孙繁衍尤为重视，抱孙心切，希望“慕”字辈中能多生几个男孩。外婆生的第一胎是男孩，但不幸夭折。古语云：富不生丁。数年后，十个女孩排着队出生了。当时，刻入骨子里“生儿子传香火”的理念和迫于“无后为大”的压力，外婆主动提出纳妾，为郁家多生子嗣。但这个想法立刻遭到严词拒绝，外公坚信“会生女孩，就会生男孩”，承担家族兴旺的重任在所不辞。在没有“超生”管控的年代里，一对夫妇生育五六个是常态，只是十个八个的不多见。郁家对外公的人身安全也是谨小慎微，聘用两名白俄罗斯保镖护卫，随身带有枪支，以防不测。当郁家迎来第12个是男孩时，郁家上下喜出望外、喜笑颜开，给孩子取名“慕熹”，亲朋好友、街坊四邻络绎不绝地前来道喜，为表谢意，喜蛋就发了一万多个。

外婆无疑是所有母亲中的佼佼者。外公外婆共生育子女十七人，其中舅舅五人，母亲郁慕云排行第七。据说孩子们都由徐济华女士接生，徐女士是留德妇产科医师，医术高明，每接生一回，酬金为一条黄金。

作为“慕”字辈中最小的男孩，被称为“郁十七郎”的小舅郁慕明，曾对记者说：“我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每次说到这个地方我都要强调一下，我们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庭就是大家庭，聘用管家两人，保姆二十余人。开饭时，以打钟为信号，钟声一响，家人纷纷涌向餐厅，几代人分桌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用餐，一派令人向往的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场景。

1948年底，外公郁元英赴台湾参加“国货博览会”，准备投资做生意。按照外公最初的计划，是要带着三舅慕渠和十一姨慕南去台湾的，但临行前发现三舅的书包内一无所有。原来三舅得知要去台湾，就把书本都送给同学了。外公很生气，说没有书怎么读书？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带着小舅慕明和十一姨慕南去了台湾。到了台湾后才发现，小舅甚至连书包都没带去。接着就在台湾定居下来。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外公带着儿女于1948年12月24日到达台湾基隆港，正是平安夜，仅过数月，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因政治原因，两岸长期隔绝，大家庭被无情拆散，再想团聚谈何容易。

外婆在沪送行时，依依不舍，离别时的“疏忽大意”，让小舅懊悔至今：“我妈妈送我，结果她在后面叫，我也没回头看，后来一分开就是二十年，我妈妈对这件事情永远记得，就怪我。”母亲的呼唤，在耳边回响了数十年，铭记心中一辈子。离开母亲和故乡年仅八岁，母子再相聚，足足等待了二十年，那是外婆以侨眷身份，历经千辛万苦，经香港到台北与外公和台湾的子女们重聚的。小舅回忆亲人相见时非常意外、猝不及防的一幕，惊诧到了在场的所有人：“父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母亲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在郁家一言九鼎的外公一定知道这一跪的分量有多重，但他下跪了。是在忏悔多年来没有尽心尽责而愧对亲人吗？除了回不去故乡，外公并没有做错什么。是在痛恨自己身单力薄、身不由己吗？纵然你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作为呢？是愁绪萦怀的压抑，还是有口难辩的委屈？旁人无从知晓。

外公带着一双儿女滞留台湾，老太太（外公的母亲）、外婆和十多位姨妈、舅舅等仍居住上海、北京等地。每逢新春佳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是每家每户欢聚喜团圆的日子，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姐弟给老太太和外婆拜年，姨父姨妈、舅舅舅妈们也是全家出动，纷至沓来。家族成员众多，只能按每家每户顺次团拜，领取红包，场面喜庆，欢声不断。此时思念远方亲人最为强烈，隔着千山万水，祈愿家人能团圆美满，幸福安康。人人都羡慕七大姑八大姨家庭的热闹和喜悦，老太太也一直为家族昌盛、人丁兴旺而自豪，但远在台湾的外公却体味不到大家庭的温馨和欢乐，不能陪伴家人，分享天伦之乐，甚至连句祝福语都无法传递。

小舅自幼就感受到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的离愁别绪。在两岸音信隔绝的年代，两岸家人时刻都在关心对方的生活、身体状况，却杳无音信，既有邮票也无法通讯，只能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直到1985年3月，笔者弟弟仁济赴日本留学，委托在日的台湾留学生返台时探望外公外婆，并拍照寄回国内，上海的家人才得以见到数十年后亲人的真容。照片上的外婆患中风瘫痪于床，瘦骨嶙峋，家人见之无不动容。母亲曾对我们说：“外婆生了这么多子女，到了该孝敬赡养、报答‘劬劳之恩’的时候了，哪怕轮流陪护也行，但没能守在身旁，什么忙也帮不上，真不孝啊！”流露出无尽的伤感和惋惜之情。

分隔两岸，郁家人不但要承受生离的思念，还要忍受死别的痛苦。远在台湾的外公此生最伤心的事莫过于老太太过世却无法返乡奔丧。那是1965年夏季，外公得知老太太辞世，悲痛万分，一生秉承忠孝礼义的他，却不能送母亲最后一程，只能遵循古礼隔海为母亲守孝，用整整三个月时间，枕着砖头睡觉，以祭奠母亲的亡灵，缅怀母亲的恩情，遥寄自己的哀思。

外公于1990年4月6日在台北逝世，限于当时规定，直系子女才能赴台奔丧，母亲和诸兄弟姐妹在沪聚集，于5月2日飞抵广州，途经香港，6日抵台。父亲汤志钧拟挽联：“绍敦惠、餐霞之遗绪，办义校，董本草，泽及万人，名垂千古；镂天禄，琳琅以传世，阐儒宗，振礼乐，恸徹五中，空忆卌年。”“敦惠、餐霞，乃岳父先祖、先人。岳家曾办敦惠义学七所，设郁良心堂国药号，岳父赴台后，潜心礼学，刻印古籍”。外公漂泊他乡半个多世纪，最终未能在故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1990年4月6日，郁元英在台北逝世，限于当时规定，直系子女才能赴台奔丧，图为郁氏兄弟姐妹在台湾合影，前排左起：慕明（17）、慕渠（15）、慕熹（12）、慕濂（16），后排左起：慕儀（14）、慕南（11）、慕芬（9）、慕云（7）、慕娴（4）、慕贞（2）、慕洁（3）、慕娟（5）、慕莲（8）、慕馨（10）、慕棣（13）（注：数字为兄弟姐妹排行）

推动祖国统一

小舅郁慕明出生于上海，成长在台湾，喝两岸水，怀两岸情，后来从了政，成为台湾地区新党主席。直到1990年，终于重回故土。飞机落地，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故乡的崭新面貌，感慨万千。外公直至逝去也未踏上故土一步，舅舅却完成了他的心愿。回到熟悉又陌生的上海，依旧记得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匆匆，一晃四十二年过去了，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与家乡的亲朋好友见面，彼此相逢不相识，现实生活中再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情感意境。血浓于水的亲情无法割舍，家人们团聚，述说着抹不去的幼年记忆，补连着隔绝多年的骨肉深情。大家都能深刻感受到，没有比一家人朝夕相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更为幸福温馨了，即便是金山银山、大富大贵，也替代不了。

自小被迫与家人离散的小舅，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根”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我的根在上海，台湾的根在大陆。”通过传承家国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从未改变过，他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2005年7月7日，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民族之旅”代表团访问祖国大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亲切会见了郁慕明和访问团全体成员。同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作题为“吾辈都是中国人”演讲，说：“在台湾，我们的党证上面写着：‘新党——中国人的政党’。我们所希望做的不仅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来自于台湾，我们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台湾人。我们也希望大陆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的根在上海，台湾的根在大陆。寻根是为了扎根，两岸同胞寻根问祖的根本意义是带给下一代人和平和谐，中国梦不是梦想，中国梦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2011年5月，笔者与父亲汤志钧（右二）、母亲郁慕云（右三）、小舅郁慕明（左二）、姐姐仁泳（后排）、妹妹仁清（右一）合影

我们可以察觉到郁慕明身上浓浓的家国情结，他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遭受过的深重苦难，饱尝了少小离家的切肤之痛，如今“扬眉吐气出头天，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曾对深圳新闻记者狄竞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只是在做对的事情。不管到什么时候，我有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拼了自己这一副铮铮铁骨，也要推动祖国统一，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郁慕明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坚决抵制、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多年来不遗余力地穿梭于两岸，连续十多年的海峡论坛从不缺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一份力量。他先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热情接见，并进行深入交流，他深有感触地说：“在人生际遇中，不常有这样的机会。”

在“台湾光复纪念日”纪念活动上，小舅还说：“我现在非常注重养生保健，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好，才能看到未来。”祝愿小舅身体健康，寿比南山，在有生之年定能看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主要参考文献

1、《郁氏家乘·凡例》，上海中华书局1933承印

2、王韬《瀛壖杂志》，见《上海滩与上海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3、吴馨、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十三，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5月版

4、 郁锡璜等：《郁氏家乘·世系表四》，上海中华书局1933承印

5、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6、 杨逸纂：《上海市自治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6月版

7、《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上海市自治志》

8、郭汉章：《略谈上海光复之役》，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1981年8月版

9、 王子骞：《攻打上海制造局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10、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

11、《郁公屏翰哀挽录》，191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