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们，

一直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

比如德川幕府尊儒学为“官学”，武士阶层将之尊为“基本修养”，很多日本学者一直将中国视为“文化发达、物质丰富”的强大国家。

不过，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烈失利，开始让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对儒学思想产生了动摇。伴随着明治维新帷幕的拉开，日本各界迅速从“仰慕中国”的心态中抽离了出来，并滋生除了一种“蔑视中国”的观念，

最终引导着日本走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路。

那么问题来了，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有着什么样的演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

1）近代日本的“清代中国观”

对于清朝（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幕府藩主们深表震惊。比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就感慨到：

“万没想到，清国竟至惰弱如此，真乃柔弱之国也。以彼国土之辽阔，岂无忠臣义士？....（中国）恐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治也。”

从这开始，

一些日本人的中国观，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1）魔幻的“上海纪行”

黑船事件（1853）后，日本积极寻求对外发展

（

拓展阅读：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是如何大力推动英语教育的？

）。

1862年5月，德川幕府派“千岁丸”号官船，远赴上海考察。考察成员中，囊括了“倒幕运动先驱”高杉晋作（1839—1867）、近代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中牟田仓之助（1837—1916）以及名仓予何人、五代才助、日比野辉宽、峰源藏、纳富介次郎等知名人士。

“千岁丸”号到达上海后，

一行人被“魔都”的“魔性”彻底惊呆了。

因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明”。

具体而言，洋泾浜以北的“洋人居留地”内，街路纵横，道幅宽广，交通井然有序，街上行人衣着整洁。反观上海县城，

“通路无比脏脏，中小街尤是，垃圾粪便成堆，无插足之处，人们亦不清扫”，“逃避贼乱而来之难民，饥渴交困，且政府无力救助，饿死者每日不绝于途”。

当然，

更令这些藩士们震惊的，是“某些中国人的软骨病”。

在上海县城内，面对在街上横行无忌的洋人，中国百姓只会纷纷避让，甚至连地方官员都不敢做出任何制止动作。

对此，中牟田仓之助感叹道：

“将看守城门的职务托付给西洋人，自己国家的人却进出不得，长毛贼（太平军）之乱尚未平息，西洋人的势力又开始兴起，真为清国人感到可怜，中国的衰微由此可知矣。”

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惨淡局面，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将之“归于天命”。对此，高杉晋作反驳道：

“贵国近代之所以衰微，全是自己惹的祸，岂能怪天命？”

另外，考察团一行还进入淮军军营，观察了淮军的战训情况。

众所周知，“千岁丸”号抵达上海之际，太平军正逼近上海，而隶属李鸿章统辖的淮军也刚刚抵达上海，士气正旺，大战一触即发。

对于城内的淮军，他们如是记录道：

“这些乡勇不着戎服，上身穿无袖服，前胸和后背有五寸左右的圆形，上面写着某营亲兵或某营某兵、淮军的武器颇为混杂，长炮、小铳和枪，随着阵法变化交替使用。”

高杉晋作认为，淮军的武器和阵法守旧落后

，战斗力远不及洋人军队。不过，一直对兵法颇有研究的名仓予何人（1821—1901）同时指出，

淮军的战法颇有当年戚家军的影子

，

“战法虽然古老，但进退分合之妙，殊堪惊人之处甚多”。

一言概之，考察团成员们通过走访商行、拜会官员、观察军队战训、遛街道、逛书店、与当地人笔谈等，将上海当地的山川地理、战备城防、风俗民情、市井生活、通商税收乃至物价货币等情况，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记录。

与此同时，以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名仓予何人的《中国见闻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等“旅沪”游记，在日本迅速流行开来。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作品极大颠覆了日本人的“中国观”。

“从这以后，许多人对中国的态度由尊敬变为不甚尊敬，甚至鄙视，一些政治眼光敏锐的人，甚至对在西方列强面前惟知步步退让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感到了失望和绝望。”

2）明治维新时期的“中国观”

伴随着德川幕府势力的被推翻，明治政府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新国家的价值取向，究竟应是东方还是西方？

在当时的日本政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即萨摩派提出的“日清协力”主张和长州派提出的“征韩论”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国家”“立国”之初，

“日清协力”一度占据了上风。

不过，伴随着日本与欧美列强交流的深入，以岩仓具视（1825一1883）为地步的政界要人们已经深刻意识到，

“日清两国再怎么协力，也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权衡利弊后，1871年，日本单方面撕毁了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全面推行“脱亚入欧”战略（拓展阅读

：

一文概述：为什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以失败收场？

）。

与此同时，以西乡隆盛（1828—1877）为代表的部分维新人士，提出了“

失之于欧美之物，取偿于朝鲜、满洲（东北）之地”

的“扩张观点”。由此可见，明治政府想“寄希望”于对外扩张，

发展成为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74年5月，日本出兵骚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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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下台湾”，近代日本究竟“有多拼”？

）。1879年侵占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

拓展阅读：

一文综述：琉球与中国和日本的恩怨情仇

）。1876年2月，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

拓展阅读：

朝鲜族是如何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

可以预见，日本各界的“厌华”和“丑华”情绪，必然会愈演愈烈。

其中的“集大成者”，非学者福泽谕吉（1835—1901）莫属。

1883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外交论》。该文将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概述为“禽兽相接相互吞食”。其中，吞噬者为“文明国家”，被吞噬者是“半开化国家”或“野蛮国家”，日本的目标是成为“文明国家”。

1884年，福泽谕吉在得知南洋水师惨败于法国海军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东亚的波兰》一文。他在文中将中国（清朝）比喻为“第二个波兰”，并认为“中国（清朝）的亡国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并对中朝两国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朝两国是）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日本不仅从两国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数”。

“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与中国和朝鲜均同处东亚，但已经成长为一个文明国家”，“对于中朝两国，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照顾’，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国和朝鲜。”

在经过一系列的缜密筹划后，

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在文章中将之“赞颂”为“神圣之战争”，还将日本战胜的事实比喻为“梦想已久的胜利”。

在中日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明治政府索取巨额赔款，还要求日本必须将旅顺、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等地收入囊中，可谓“胃口颇大”。对此，日本学者远山茂树（1914—2011）指出，

“福泽谕吉是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前驱者”

（

拓展阅读：

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

3）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观”

甲午战争后，

日本人的“蔑华”心态已经“达到顶峰”，

甚至连小孩唱的都是“支（中）那（国）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的侮辱性歌谣

（拓展阅读

：

一文概述：中国与日本的恩怨情仇

）。

对此，日本学者吉野作造（1878—1933）做出了极为贴切的描述：

“尽管（日本人）有时把中国视为新文明之敌，但也承认其在长期的国际对立中作为一个强国的威力。但是到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则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

进入20世纪，日本早已不再将中国放在眼里。

在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陆军对中国极尽鄙夷，

“清朝日渐衰弱，威令不行，几近灭亡….中国仍是很难看到统一前景的分裂的弱国，如果放置不管的话，就会被列强分割侵占或统治，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

2）近代日本的“民国观”

清朝灭亡后，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扶植代理人的方式，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在华权益。与此同时，一些驻华的日本情报人员，也对中国的现状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拓展阅读：

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

1）“中国通”青木宣纯眼中的中国

1895年8月，青木宣纯（1859—1924）就任参谋本部第2局（情报部）职员。在1897年—1900年间，出任日本驻清朝公使馆武官。为了详细了解“中国事情”，他先后学习了北京官话和粤语，成为了日本军部的“第一位中国通"。

在北京期间，他设立了名为“青木公馆”的情报机构，广泛结交中国的官绅人士，甚至取得了袁世凯（1859—1916）的信赖。比如在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曾特邀他前往济南，协助自己编练新军。

一战爆发后（1914），青木宣纯撰写了题为《有关时局的意见》的文章，建议日本

“利用中国的内乱，加速攫取在华权益”。

首先，他建议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手段，

“作为（日本）归还青岛（给民国政府）的报酬，在我（日本）之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袁世凯）实施而后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

其次，他建议日本向民国政府施压，要求

“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我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我国制造的”。

如果使用外交手段无法达成该目的，

“日本可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

另外，

青木还对当时的中国形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他看来，

“由于借款失败和大战爆发的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将日益艰难，动乱的预兆亦正显现”。

再加上

“中国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看不出依靠他们能实现国家统治（的潜力）”

，因此，他将一战的爆发，视为

“首要之喜事，天予之机会”

，

其“蔑视中国”的态度，更是昭然若揭。

2）日本人眼中的北洋军阀

袁世凯死后，日本军界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已无如此强势的人物，必将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

一些日本人“悲观地”认为，

“中国的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展”。

比如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1877—1953）在《中国救国策》一文中指出，“

中国人无统一国家的能力，因此（北洋）政府无法统一国民”。

驻华武官多贺宗之在《中国能不能统一》一文中认为，

“没有中心的中国，缺乏权威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无法期待发现真正的统一，统一在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

简言之，

这些日本人普遍认为，北洋军阀不具备“统一中国”的能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北洋军阀无法完成“中国的统一”？

有着“第二代特务巨头”之称的坂西利八郎（1870—1950）认为，

“在北京的军阀没有政治主张，只是扩张地盘，为了豢养自己的军队，或者为了抢占某块地盘而不顾其他。在南方，（革命党人）滥用三民主义这一虚假主义。”

不过，他也“清醒”地指出，

“中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邦，日本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因为“日本在生存上要想离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

他不建议日本政府对华“过于强硬”，

“中国虽然经常处于南北军阀混战的状态，不过一旦列强使用高压手段来压迫中国，那么南北对立就会自动消除而一致对外。国民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国民意识。”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清醒”的背后，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或意见中，

依然处处表现着强烈的蔑视中国的态度。

3）近代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国民政府

济南事件（1928）的爆发，

让一直对南方革命派“抱有同情”的武官佐佐木到一（1886—1955）“倍感失望”

。

“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一样，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私兵的意识，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究竟能否建立近代国家，我们对此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

从先前的期待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的看法，转变成反对由国民党来统治中国。

“国民党的统治方式，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与此相比，北方张学良的统治方式，为一般中国人所喜欢”。

虽然他的观点不是主流，但

“军部之人大都怀疑国民革命军的真正价值，并轻视之”

的现状，也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军部对于共产党的发展，表现出了“敏锐的担忧”。

比如在1928年，时任陆军大佐的本庄繁（1876—1945）就曾忧心忡忡地表示

：“这个共产党在各地都有相当强的根基，而且共产党乘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埋头于斗争之机，一直扩大势力。”

不过，本庄繁画风一转，依然“信心十足”地表示，

“鉴于最近南方的分裂、堕落，乃至北方统治阶级的怠慢、无责任的实情，中国还是中国。结果，等待能指导大势的大英杰的出现终归无望”。

在今天看来，

日本人对于我党的发展潜力和先进性，彻底“看走了眼”（拓展阅读：

1931-1945：日本是如何奴役和残害东北人的？

）。

4）什么是“中国非统一”论？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易帜，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统一”（

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东北军”的前世今生

）。

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不过，日本陆军认为，

“统一”的国民政府，依然无力与日本相抗衡，因为这种统一是“伪统一”。

1931年5月，石原莞尔（1889—1949）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

“汉民族社会正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迈进，但据吾人观之，中国人是否真能建立近代国家。颇有疑问”

（

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少壮派异端”石原莞尔的“亚洲野望”

）。

板垣征四郎（1885—1948）也认为，

“（中国）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也很淡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权夺势。因此，要想消除内乱终究无望”，“中国依然是军阀争权夺利的时代”。

坦诚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关东军“才会有底气”发动“九一八事变”。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进一步滋长了扩大侵略的欲望。毕竟，

“（日军）在满洲就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日本军方首脑对中国军事实力不屑一顾”。

1933年，陆军省调查班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小册子，

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颇为辛辣的评价：

国民党的北伐，是抱有同现存军阀妥协的想法进行的。因此，一旦北伐完成，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并使革命之气大大衰退。

（国民）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鬻爵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滥行苛政与军阀时代无异，这不过是取代旧军阀而标榜国民党的新军阀的出现而已。

国民党的威令，实质上仅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未能实现先前的全国统一。政客和新旧军阀依然争权夺势，热衷于争夺地盘，中国仍然持续着内乱。

1935年，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松井石根（1878—1948）在视察中国后认为，

“同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而从其接壤地方诸外国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中国现在立刻由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我想恐怕会突然变成梦想。”

1935年7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方开始大肆鼓噪“华北五省自治”。同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冀察两省实际上已被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拓展阅读

：

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

3）尾声

“西安事变”爆发后（

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后悔了吗？

），

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一些改观。

1937年1月，参谋本部就指出：

“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邻邦中国逐渐酿成了反对内战和国内统一的氛围，且具有自然发生的倾向”，“中国逐渐克服了军阀混战时代”。“南京的国民政府在1936—1937年，已进一步完成了对地方势力的驾驭”，“多年敌对的国共两党进行了合作，此时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统一了民气向上的中国，并正在进行抗日准备”

。

不过，当看到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时，早已军国主义思想冲昏了头脑的日本军政要员们，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全面侵华的不归路。

实际上，

直到二战后期，日本各界“蔑视中国”的心态，依然有增无减。

比如已经从陆军推移的佐佐木到一，在发表于1941年的《我这样看中国》一文中，依然认为“中国和军阀时代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中国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是很大的疑问。至少我们不能认为，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中国现在还是十年前的中国，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极端地说是崩溃。”

在他看来，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也没有潜力成为“统一的国家”。由此，军国主义分子们一直沉迷于“肢解中国”的美梦中无法自拔。

只不过，梦终究是梦，醒来终究是一场空。

现如今，日本早已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