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由上级官员或者是皇帝直接决定，舆论在其中所能起到了作用实在有限。

舆论，其实很多时候代表的就是民意，所以这种制度下的官员任命，实际上并不受到民意的影响，就算老百姓天天给好的官员送万民伞，皇帝也可能随时把他拿下。而就算是和珅秦桧那样引起公愤的官员，只要皇帝不点头，他就还能得享高位。

但是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尤其是高官的任命，受到的舆论角度的制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一、“乡议”制度，魏晋版本的官员任命前的公示，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官员的特例

所谓的“乡议”制度，就是在中央任命高级官员的时候，如果皇帝和大臣，大臣和大臣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双方都不想妥协的话，那么就将这个任命的消息散布出去，请各地具有名望的人，或者上书，或者直接进京城陈述自己的意见，最终根据这些人议论所达成的结果，决定要不要任命这个官员。

乡议制度，盛行于晋朝到南北朝之间，是当时世家门阀政治走向巅峰的产物。但不管其原因为何，从影响上来说，可以说开了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官员任命的先河。

实际上在魏晋之前乃至于魏晋之后，舆论对于古代官员的任命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臣子在民间无恶不作，引起所有百姓的敌视的话，稍微正常一点的皇帝，都不可能重用这样的官员，甚至还要杀之以泄民愤。

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官员们就算坏，也不会坏的那么明显，老百姓们不一定能知道每一个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实，所以这种舆论监督的底线太低，不能将其当成是一种合理的制度。

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乡议制度就不同，这种制度是在官员任命之前的，虽然有资格参加乡议制度的大臣们，大多数都是世家出身的，但相对于仅仅由皇帝和几个人决定来说，这种大规模的参考在野人士的意见，当然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

尤其是，如果一个官员要任命到某一个地方去当刺史，那么这个地方本地的乡议就尤为重要，如果当地的乡议不同意，那么这个官员就无法去当地上任，这种监督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是有实际的权力效应的。

二、南北朝时期，世家门阀政治的互相制约和妥协，是“乡议”制度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以来，中国古代历史就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道路，这种政治结构下，官府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民间的力量被压制，反映在舆论监督上，就是官员和任命与否，完全靠上级官僚或者是皇帝决定，历朝历代，概莫如是，而且历史越往后发展，这种现象越突出。

但历史在汉朝末年拐了个弯，随着君王打压宗室诸王，功臣名将，那些安心于本地发展的世家门阀的力量，开始逐渐凝聚。说白了就是世家门阀们靠着兼并土地，掌握乡里，然后互相联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上不容忽略的力量。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的力量达到顶峰，甚至可以与皇权扳手腕，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指当时的世家代表，琅琊王氏，实际上拥有能够跟皇室司马家族相抗衡的力量。

但世家政治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力量相对分散，天底下世家是很多的，这些世家之间的利益不一定时刻相同，经常会有纷争，所以在政治上为了国家机构能够有序运行，很多时候就需要妥协。

实际上乡议制度，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当朝廷里面的几个大世家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时候，为了政府不至于解体，就需要拉入其他中小世家的力量，所谓的乡议，实际上就是大世界门阀，拉拢中小世界门阀的行为。

三、世家政治下的舆论监督，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政治清明，但有些时候，也会成为腐败的帮凶

正如上文所说，南北朝时期的乡议，也就是舆论监督，虽然因为参与的人数比较广泛，相对于以前的暗室操作来说，更具公平性，但这种公平是有时代的局限的。

在面临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这种乡议，就反而成为公平的敌人。比如一个官员是寒门出身，那么他的任命一旦法发起争议，就很容易被所有人一切攻击，因为保持并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世家豪阀的共同利益。

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些可能推动社会发展，政治清明的事件上，就会形成严重的障碍。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室，并非不知道世家门阀的危害，他们也一直试图扶持寒门来对抗世家门阀，但正是在包括乡议在内的很多被世家门阀操纵的制度下，这种皇室扶持寒门的行为，一直没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直到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确立，才逐渐让世家门阀的势力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乡议制度也是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的。

四、结语

历史向前发展的方式，是曲折迂回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新生的制度，都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实现社会进步的目的，它是在不断的摸索，各阶层互相试探之中，慢慢的达成新的妥协，并最终完善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乡议，也就是舆论监督的制度也是一样，它一方面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深受到时代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它为后世人们利用舆论监督政府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对于历史的意义，无疑是更加重要的。

参考文献：

《晋书》

《中国古代通史》